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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她唯一的救赎。

这场音乐比赛，汪琳许久以前便计划参加。

自从她的小提琴啟蒙老师徐毓纯全家移民国外后，汪琳已经将近六年没有与老师见面了。

这次将是睽违几年来，徐老师第一次回国过年；也因此，汪琳希望邀请徐老师观赛，藉由参赛，甚至获奖，让她所敬爱的恩师骄傲。

这是她期望赠予老师的礼物。

但是，她不信任那名实在过于唯唯诺诺，一点也不可靠的伴奏。

即使是第一次配合，伴奏先行熟悉曲目，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她暗自想着，如果下一次再配合得这么七零八落，她会要求老师帮她换个伴奏。

出了演奏厅，汪琳调整小提琴盒的揹带防止滑落，从连帽外套口袋摸出香菸与打火机，点了根菸。

一旁同样抽着菸的中年男子困惑地瞟了她一眼，从他颈上掛着的识别证看来，约莫是大楼里某个办公室的员工。

汪琳不屑地回瞪，同时站远了些。

她一向不喜与男性有太多接触，尤其中年以上者，总能勾起她打从心底的厌恶，强制使她想起原生家庭失职的男性长辈。

尤其是祖父，她一点也不想记起来。

每当祖父的面孔在脑海形成，纵使只有模糊轮廓，心悸的毛病就会犯。

她恨不得永远抹去儿时的记忆。

然越痛苦的事件，就刻划得越深。

汪琳一岁多的时候，母亲便不见人影，父亲单独带着她几年。

不，说带她也不是，毕竟他那时几乎是住在公司。

在家时，父亲对汪琳完全地漠视，只请了一个态度同样疏离，除提供基本的三餐外根本不在意她的保母应付。

直到汪琳四岁时，父亲将她载回乡下老家，交由祖父看顾，此后便连一次也没回去。

祖父始终觉得汪琳是个累赘，也从未承认过这个孙女。

对于儿子莫名带回的包袱，他是完全不愿负起照顾责任的。

每天，祖父便外出与朋友喝酒赌博，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对汪琳就是一顿打骂，无比嫌弃；有时，他甚至好几天不回去，在友人家里过夜，醒了继续打牌，直到将身上的钱输光为止。

汪琳连幼稚园也没有去，年纪尚小的她就这样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屋里，害怕着孤独入睡或者被叫起来挨打的不确定性，不愿夜晚到来。

邻居们知晓汪琳的祖父成天在外，因此有几位妇人们会轮流张罗吃的给她；可不晓得是真的没有注意到，又或者只是不愿多管事，从未有人通报汪琳的情况。

等到汪琳升上小学一年级，因为祖父没有将她带去学区的国小报到，使得校方介入访视，才揭开她的家庭是如何失能的事实。

转介给社会局后，汪琳被送往机构安置。

在祖父家的那两年，成为汪琳生命中无法抹去的痛。

她开始对成年男性產生戒心，尤其遇到体型或外表与祖父相似的男子，就会使她想起那段被殴打贬低的日子。

年纪渐长以后，汪琳得以控制自己的惶恐，不再轻易显露不安，但幼时的一切仍旧如影随形。

思及此，汪琳抽菸的心情都没了。

她将菸捻熄，丢入随身携带的菸灰盒，缓步朝捷运站走去。

回到那个她至今还无法称之为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