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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2页）

当然，这种快感肯定是种虚妄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道理很简单，要想获得现实的快乐，总要有物质基础，嘴说是说不出来的：哪怕你想找个干净厕所享受排泄的乐趣，还要付两毛钱呢，都找宣传家去要，他肯定拿不出。

最简单的作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

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

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

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

最后，蛊惑宣传虽是少数狂热分子的事业，但它能够得逞，却是因为正派人士的宽容。

群众被煽动起来之后，有一种惊人的力量。

有些还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希望这种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宽容它——纳粹在德国初起时，有不少德国人对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这种非理性的狂cháo成了气候，他们后悔也晚了。

“文革”

初起时，我在学校里，有不少老师还在积极地帮著发动“文革”

哩，等皮带敲到自己脑袋上时，他们连后悔都不敢了。

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欢受益惑宣传时那种快感；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头，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感；不唯如此，有些人还像瘾君子盼毒品一样，渴望著新的蛊惑宣传。

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祸宣传。

我别无选择。

萧伯纳是个爱尔兰人，有一次，人家约他写个剧本来弘扬爱尔兰民族精神，他写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有个剧中人对爱尔兰人的生活态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

不知为什么，我看了这段话，脸上也有点热辣辣。

这方面我也有些话要说，萧伯纳的态度很能壮我的胆。

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

有关这个小山村，从小我姥姥已经给我讲过很多，她说这是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条驴。

我姥姥还说，驴在当地很有用，因为那里地势崎岖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里送点什么，或者从地里收获点什么，驴子都是最重要的帮手。

但是我到村里时，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村里不是四十户人，而是一百多户人，驴子一条都不见了。

村里人告诉我说，我姥姥讲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历。

这么多年以来，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来，至于驴子，在学大寨之前还有几条，后来就没有了。

没有驴子以后，人就担负起往地里运输的任务，当然不是用背来驮，而是用小车来推。

当地那种独轮车载重比小毛驴驮得还要多些，这样人就比驴有了优越性。

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

——其实那种粪里土的成分很大——一车粪大概有三百斤到四百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

这就是说，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东西送到80层楼上，而且早上天刚亮到吃早饭之前要往返十趟。

说实在话，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

我以为自己长得人高马大，在此之前又插过三年队，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该能干，结果才推了几趟，我就满嘴是胆汁的味道。

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都被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

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