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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4页）

此情此景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就连南京城中的纳粹觉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称这场屠杀是“野兽机器”

的工作。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

与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和在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不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

美国出版的多数历史文献都没有注意这次大屠杀。

在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的一次彻底检查中，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

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的、或“权威”

的二战历史著作中，也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的。

例如，《美国二战图片史》（1966）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幅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

在共计1065页的温斯顿·邱吉尔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9）中，找不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字，在共947页的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作《二战风云录》（1975）中也是如此。

在长达1178页的格哈特·温伯格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仅仅被提到两次。

只是在998页的罗伯特·莱基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1987）中，我才发现一段关于这次大屠杀的记载：“希特勒的纳粹所做的一切使其胜利蒙羞的事情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将军手下的日本士兵”

。

我是在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

故事是我的父母讲给我听的。

他们曾经历多年的战争和革命年代，后来才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当上了教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他们是在二战时期的中国长大，战后又随着家人逃亡，先是到台湾，最后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理科。

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州的尚佩恩一厄巴纳，置身学术界，从事物理和微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他们从未忘记中日战争的恐怖，他们也希望我不会忘记。

他们尤其是希望我不会忘记南京的暴行。

我父母没有亲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后来又告诉了我。

他们说，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

因为愤怒，他们在向我述说时声音颤抖起来。

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在这场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的战争中所犯下的一次最丧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

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体的细节和范围，也很难区分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

中学时，我寻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想更多地了解这次大屠杀的情况，但一无所获。

我觉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么骇人听闻，真的像我父母坚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残酷的屠杀，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写下来？作为一个孩子，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去伊利诺伊大学浩瀚的图书馆系统继续调查，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闯入我的生活几乎是在20年之后了。

这时的我已为人妻，作了一名职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

听一个搞电影片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片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暴行的纪录片，但由于搞不到资金，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工作。

这位朋友的话重新激起了我的兴趣。

不久，我就同两个纪录片制片人谈起了这个题目。

一位叫邵子平，是华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的上届主席，协助制作过录像带《马吉的证言》。

另一位是汤美如，一位独立的电影制片人，曾与崔明慧合作了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

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进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圈子里。

他们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华人，像我一样，都认为应当在所幸存的受难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直至讨回南京浩劫的赔偿。

还有人要把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后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过程中，忘却自己的历史遗产中的这一重要部分。

近年来，在华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区——像旧金山的海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和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