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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嫌（第2页）

“怎么会有这种奇葩的事情啊？”

一旁的文秘听了都不由感叹。

凌晔东笑，随口朝翟昰问了句：“你最近手上在办什么案子？”

翟昰回：“一个法援的案子，组织卖淫。”

凌晔东：“怎么说？”

翟昰没理解他的意思，以为他在问案件进程，不假思索道：“正在准备起诉书，就这两天移送法院。”

凌晔东改口：“我是说，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吗？”

翟昰一怔，眼皮微耷，似乎有些挫败：“没有，他拒签。”

凌晔东没有深究，也没有责怪，只继续问：“公安那边侦查活动有没有搞头？”

翟昰还是摇头。

凌晔东面色平淡，没再多问，言语中多了些好心的劝慰，似个循循善诱的长者：“没事了，你好好准备吧，第一个案子可不能掉链子。”

翟昰“嗯”

了声，轻不可闻，他想说的不是这个。

但他抬眼看了看四周，被绿植装饰的办公室不见一点盎然的生机，有人懒散消极，有人无动于衷。

陌生得如置身牢笼，他在做困兽之斗。

他真正想问凌晔东的是：帮助犯正犯化之后，是不是应该仔细斟酌一下罪名？比如薛波这个案子，到底是定组织卖淫罪以从犯论，还是定协助组织卖淫罪？

但他知道凌晔东不会回答他这个问题，这也不是他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

四年前，翟昰考上C区检察院遇到的第一个案子，是一个六旬老人从七楼窗户向外扔斧头砸坏两辆宝马车的案子。

那时候刑法修正案十一尚未出台，没有高空抛物罪，凌晔东想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问翟昰什么意见。

刚从F大刑事法学院毕业的翟昰，意气风发，胆大妄为，深邃眼仁似两块璞玉，有未经雕琢的澄澈：“有待商榷。

按照学界通说，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要行为造成危险的不特定扩大，但是高空抛物只可能造成特定的人或物的损害。

比如这个案子，斧头落地的一瞬间，损害就固定了——两辆宝马车。”

有理有据，可他的这番话一直到一审判决书生效，被告人被判三年锒铛入狱，都没能让除了他和凌晔东之外的第三人听到。

后来该案备受关注，承办检察官凌晔东因此当上了二部副主任，在接受申城电视台法治栏目专访时，大谈保护人民“头顶的安全”

义不容辞。

处理结果令所有人满意，除了翟昰。

他想说服自己，是因为理论和实务存在差异。

就像凌晔东说的那样，等他身上的学生气褪去就好了。

长时间呆在一个环境里，人会被同化，被驯服，如果没有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于是慢慢地，他丢掉质疑，不再多虑，像个提线木偶，线的彼端是一堆亟待完成的指标。

比如认罪认罚的比重，纠正违法的数量，抗诉的成功率等等。

四年了，翟昰以为自己已经完美融入。

可偏偏一个曲衷，不识时务地站到他面前，和他说罪刑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