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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好戏鸣锣（第5页）

“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错，土地分给个人，使人人拥有土地，是当时解决温饱，解决劳动力低下矛盾的必要之举，现在看来也有着政治上、经济上的伟大意义。

似乎不干涉，不引导，让农民充分做主才是对农民自主权的尊重，才是充分释放了农民的聪明才智，这种大撒把式的管理方式才造成了现在的混乱。”

齐天翔望着外边的土地，思索着说：“以往大片的土地需要耕种管理，生产队会根据农时安排积肥、除草或者浇水，需要什么做什么样的努力，缺水的可以打机井、修水库，可以建立必要的保障和补救措施，这样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就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抗灾减灾，恢复生产。

现在各家各户不多的地块，打井修水库投入太大，田间管理施肥除草费时费力，基本上都不管不顾了，又回到靠天吃饭的时候，种子播下去就没有人管理了，长得慢了施化肥，土地没有维护和基本的养护，旱了没办法，涝了也没办法，结果是土地越来越贫瘠，越来越板结，这到底是农业进步了，还是退化了呢？”

“说的是啊！

想不到齐书记这个白面书生对农业还这么有心得，猛一听还真是内行，就像是农村长大的青年干部似的。”

刘唐子佩服中调侃着，对于齐天翔想事的细致和多样很是称道，感觉这个白面书生热情多学，而且善于学习和观察思考，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这样的**思考真是难得。

于是接着齐天翔的话说：“再好的政策也应该及时地调整修正，土地承包实施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的实践是不是也需要总结和评估了呢，这第二轮土地承包是不是应该进行微调了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之后，土地分散经营的弊端就逐步显露出来，或者说不适应农村农业的具体实际了，出现了人员和劳动力的流动形成的土地撂荒或粗放式管理的现象，或者看不上土地微薄的产出不种的，或者农忙时匆匆种下匆匆收割的，在外务工人员的来回的奔波伤财费时不说，还伤神，种了收获不了什么，不种毕竟是根本，还有的土地只是留着家中的年老体弱的老年人在打理，土地在某些农民眼里成了鸡肋。

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研究和应对了，让离开土地的农民出的去留得住是一种智慧，让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生活逐步提高，这更考验我们的执政智慧。”

“这话说的在理，有人不愿种，有人没地种，平均分配的结果就是使农民全部拴在了土地这一根柱子上。”

栾实夸赞着刘唐子的话，也发表着意见，“以前实行的农村产业化龙头，以及现在实行的土地流转，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以解决一些现实紧迫的问题，但细细看来却也有着不小的问题。

公司加农户的产业模式尽管解决了农民卖难的问题，但毕竟在农产品的价格上多了一层盘剥，不是压价收购伤农，就是加价出售抬高物价，增加最终消费者的负担，而且随着价格市场的波动，违约的事情时时发生，不是产量大了公司压价收购，就是产量低了价格高了农民惜售或毁约。

因此，这种模式只能在集中连片地区或种植相对单一地区有一定意义。

土地集约化可能是一种方式，可以使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产生连片的经济效益，也可以催生更多的专业种植户和大户，使有限的土地创造出更大的效益，的确是一种好办法，但就像钱币都有正反两面一样，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反映。

首先土地集中到大户手中以后，大户是不是会按照承租年限和约定交还土地或支付租金，土地溢价以后年租金是不是会随之变化，大户会不会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毕竟一亩几百元的租金对于有钱人真不算什么，他不种粮食，挖鱼塘养鱼、建农庄或休闲山庄，这不是没有先例，这样今后交还给农民的土地还是耕地吗？再者规划好或建设完善的土地还会还给农民吗？怎么还？这样就势必会发生关于土地的纠纷，议价买卖还是可能出现的温和的情况，强抢豪夺呢？这样的事情在边远农村不是没有发生过，因为承包土地发生的纠纷和死人事件屡有发生。

这样农民不是变相失去土地了吗？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还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当然国家禁止土地，尤其是耕地公开买卖和改变用途，但私下的交易谁能禁止，私下的改变谁又能监督管理呢？靠村委会吗？靠农民自己吗？五十年太长，谁又能知道期间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前城关镇还是一个农业乡镇，这才十几年，耕地呢？农民呢？还能指望若干年以后还是原样，最可怕的也许还不是国家和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而是土地性质变化带来的无形改变，失去了土地或土地集约出去的农民，从土地的拥有者变成了劳作者，那么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又变成了什么了？这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现在农村就有把自家土地包出去，然后再给大户打工的农民，这样长此以往社会性质是不是就发生了改变？因此，现在农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牵扯到了政治和敏感的阶级问题了。

而且与此同时，也还有着耕地不租的现象，出再多的钱我也不租，让你集中连片搞不成，大机械和土地集中整理，水利和基础设施无法完全实现整合，这也就失去了连片集约的意义，说简单了这是自主权，耕地租不租完全是个人的意愿，但深层次是不是也有对土地归属的担心，以及讹诈和无赖的动机呢？”

耐心地听着栾实说着话，刘唐子示意超波停车，招呼齐天翔和栾实下车，指着不远处的几栋高楼说：“看看我们的新农村，土地问题之后还有住的问题，新农村建设在这里成了利益重新整合的口实，划庄并村看上去很美，让农民住上了高楼，享受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质量，可住进高楼的农民农具怎么存放？住的离承包田越来越远，下地怎么办？这些都没有细致的考虑和研究，一窝蜂地上，一窝蜂地搞，结果出力不讨好，还是走回了老路，把宅基地又还给了农民。

其实这样做的目的不复杂，就是想利用农村的宅基地搞连片开发，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这种伤民伤财的蠢事还少吗？”

说着话加重了语气说：“这几栋高楼，农民只住了不到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商品房和县城拆迁的过渡房，很多农民又搬回老村去住了，这样也方便下地干活，结果是新农村没农民，老村拆不了，回耕也成了一句空话。”

“其实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没有，剔除农民头上的盘剥者，让农民自己决定土地的归宿和归属，说来可能缺少觉悟，但却是能解决农村根本问题的出路，那就是农村合作社。

其实这是很简单也很实用的一种方法，土地种什么，怎么种，靠单打独斗不是谷贱伤农，就是盲目种植，只有利用农村合作社的集中力量，解决一个很小区域农民头痛的种难、卖难的问题。

农村合作社是服务性质的组织，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不盈利、不盘剥，完全自由、公平，以农民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这样形成的合作组织和由此建立的集体农庄是不是才真正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改革的初衷。”

超波下了车，不失时机地插话说。

“你还别说，这还真是很新颖的想法呢。”

齐天翔满意地看着超波夸奖着，回过头对刘唐子说：“这想法够大胆，说不定还真是农村今后的方向呢？”

“他们在乡镇派出所工作，天天接触这些事情，议论的也比较多，其实有一些乡镇已经开始尝试农村合作社这种模式了，只是没有成熟，还不敢对外说。”

刘唐子欣赏地看着外甥，言语中不无夸奖的成分，“咱们是进村转转，还是回家吃手擀面。”

“不看了，回家吃饭，吃完饭回老家。”

栾实扭头向车里走去，引得齐天翔和刘唐子都忍不住会心地笑了起来。

面包车调头回去，路上刘唐子又打开了话匣子，“说来也奇怪，每一任领导都要显示自己高出前任之处，这除了我们组织部门用人考察机制的问题，是不是还有官员自身的政绩冲动问题，以及个人的那么一点私利在里面，每年起几栋高楼，修几条街道，看上去确实很明显，很醒目，但城市的下水管网却年久失修，淤积严重，甚至几十年前的管网还在使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扩大的需要，一到雨季就成了水城，这些顾了面子、露了屁股的事情不是普遍的个例，该怎么解决，其实老百姓不需要这些面子工程，更不需要城市的日新月异，更不需要城市像个大工地，整体生活在建筑垃圾和烟尘之中，他们需要简单的生活，需要安全的生活，需要碧水蓝天，这些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也是必须提供的。”

“对于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过去讲管的太严，也在却是管的太松，似乎分灶吃饭就是谁也不管谁，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还有一个大家小家，大河小河的辩证关系问题，现在却只看经济增长数字，只看表面的政绩，只要有发展，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管，比如地方政府发债的问题，怎么管控，怎样防止投资冲动，特别是怎样防止投机和与民争利，这不是上级政府应该考虑和管控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哪些是要靠举债建设，哪些是要靠财政资金投入，不是应该有效界定吗？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政府举债投入，产生的效益能不能还上高额的本息，这不需要考量政府的举债行为和动机吗？政府靠债务发展和建设，本身就存在着发展的误区。

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盲目地不顾实际地建设冲动，以及投机冲动，这样的先例一旦普遍化，上级不监管，同级管不着或不敢管，政府违约责任谁来承担？造成的危害谁来弥补。

不管的后果除了未来的管不了，就是没法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