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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误读 从三里岛核电站事故讲起（第8页）

但是，并非每个阀门一定是打开或关闭的。

因此，如果设备正常运行，不同的指示灯应该有不同的颜色显示，而不是统一为一种颜色。

三里岛事故发生后，其调查报告显示，指示灯变红的含义有14种，变绿有11种。

核电站的圆形按钮和红色指示灯数也数不清，假如我们期望它们代表的含义完全一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指示灯的含义有时会超出其对应的控制范围，有时则直接偏离。

它们甚至没有进行合理的分组：反应堆发生泄漏，电梯出现故障，二者的警示灯安装在同一块面板上。

这就好像把一张厂区地图剪碎之后，抛撒到空中，再把碎片全部胡乱粘在一起。

面对这样一张地图，你能搞清楚才怪。

现在，很多应用程序我们即使从来没用过，也能一看就懂，就是因为如今的软件都秉承了根深蒂固的设计理念——易用性和一致性。

比如菜单功能大致相同，滑动和点击效果基本类似。

另外，假如反应堆的循环系统中没水了，应该像汽车油表那样，有显示才对，可三里岛根本没有。

面对现场的恐慌局面，人们只关注到了当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水量超标，但是他们的判断失误了。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这也是设计中的漏洞。

如果设备运行顺畅，你就能预想到它接下来要做什么，并最终在头脑中形成基本的心理模型。

这种模型可能是深层次的，也可能是浅层次的，从对某个按钮功能的感觉，到对混合动力汽车充电方式的想象，其模型都有可能不同，但它们都是把界面呈现在你面前的设计师有意塑造的。

警报毫无意义，大量信息不知所云，到处指示混乱，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们无法关联，难以操作，更谈不上心理模型。

今天，所有使用智能手机的人都觉得这些原则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它们，用户友好型世界无从谈起。

你需要依据这些原则来操作一台设备，无论该设备是核反应堆，还是儿童玩具。

而且设计过程还要遵循一定的模式语言，以便于使用者把握设备的工作方式。

但心理模型还有重要的一点，其影响对三里岛来说是最致命的，也是生活中任何产品都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反馈。

当指示灯误报时，当温度读数显示“？？？”

时，当所有指标都无法说明系统的总水位时，人们需要了解的信息，机器就无法提供了。

人们竭尽所能，得到的却是错误的反馈，关注的点也不对。

我们每天都在接收各种反馈，所以很少去考虑这个问题。

产品如何响应人的需求，都是靠反馈来定义的。

反馈就像无声的语言，成为设计人员与用户交流的桥梁。

用户就是上帝，好用才是王道，反馈恰是关键。

事实上，对人类和机器来说，反馈都很重要，并对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反馈”

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天才诺伯特·维纳于1940年提出的。

在二战的白热化阶段，德国空军派出了速度空前的新型战斗机，对英国城市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轰炸，其动作之快，令所有的高射炮手不知所措，只能任由反击炮弹在天空中白白浪费。

于是，维纳决定发明一种计算方法，可以自动获取有关战斗机位置的雷达数据，加上炮弹的飞行时间，就能预测出防空火力的发射位置。

这种想法就是，根据接收的雷达信号，确定飞机可能发起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并将其设置为一个窗口。

只要有新雷达信号进入，该窗口就会随之移动，从而形成一个反馈回路。

后来，维纳和他的搭档朱利安·毕格罗无意中有了更大的发现。

假设你拿起一支笔，已经想好要写什么了，然后，你开始动手写字。

在这个过程中，大脑必须通过眼睛、肌肉和指尖进行无数次细微的动作校正。

维纳从一位神经学家朋友那里了解到，有的人手抖，正是因为这个环节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