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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年关已近，按老家的习俗，过年是要杀猪的，俗称年猪。

思筠家也把一直在喂养的一头猪杀了，杀完了，把肉砍成一段段的，准备腌制腊肉。

父亲上次做生意除了借信用社的贷款，还有有很多杉木棒还是赊来的。

债主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大家都赶过来拿一块肉抵债，一会儿功夫，成块的肉都被人拿完了，有些甚至都没顾得上过秤，他们都觉得思筠思筠父母这辈子都无法还清那些账了，所以赶紧过来以肉抵债。

思筠家过年吃的肉都没了。

还是村里一位大娘可怜他们，送了一块肉给他们过年。

那一整头猪的肉也远不够抵债的，时不时有债主上门，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也时常上门催债。

母亲只能陪着笑，泡着茶，说着好话，说尽快去亲戚家借钱还给他们。

家里整天笼罩着愁云惨雾，父母的叹气声，他们似乎拼命压抑着心头的怨气和愁绪，只等着哪天要爆发。

思筠小心翼翼，正眼都不敢瞧父亲一眼，只顾拼命好好学习，回家就帮忙干活。

也许是对于欠下天文数字的债，母亲愁的不行，前路渺茫，看不到希望。

没有钱，把亲戚能借的钱都借完了，用来先把一部分要利息的信用贷款还上，母亲体质弱，买不起营养品，身体每况愈下，来了例假就身上崩漏不止。

医生检查是崩漏之症，原因是气不摄血，身体底子差，极度营养不良，需要多卧床休息和吃一些中药、乌鸡等来调养。

家里原本就债台高筑，哪里有钱买药呢？心疼女儿的外公虽然已经把所有积蓄都借给了思筠家还信用社的贷款，又从他微薄的退休金里挤出来一些钱给母亲买药来治病。

经过大半年的调养，终于基本痊愈了。

母亲大病初愈，走路都有些颤颤巍巍，于是拄着拐杖，到处去问乡亲们有没有出去打工的工作介绍，就义无反顾地准备要南下打工了。

对于那个天文数字的债务，在家里种地养猪，一年到头看不到钱进账，何时能还清呢，也许打工挣钱能活络些。

一个月能挣个几百块也好，那也是能看得见的钱，慢慢攒起来，能还一点是一点。

父亲每天浑浑噩噩，忙完农活，他就出去打麻将了，巨额的债务他不愿意去想，想了也没用，不知道何年能还清，也许这一辈子都换不清了，父债子还？父亲不敢往下想了，唯有打麻将才能忘记一切烦恼。

母亲的奔波终于得来了消息，有个老乡知道d市一家大酒店招洗碗工。

于是母亲拄着拐杖到处去找父亲商量，看到他正在邻居家玩麻将玩的不亦乐乎，气的差点把桌子掀翻了，父亲看到气势汹汹的母亲，自觉理亏，于是赶紧跟母亲回家商量打工的事。

有位先哲曾感叹道:“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

可是在巨额债务面前，父亲如鸵鸟一样逃避这惨淡人生的时候，反而是一向体弱多病又大病初愈的母亲拄着拐杖，用她勇敢无畏，直面困难的坚韧和意志，把父亲从消沉的深渊里拽了出来，撑起了这个岌岌可危的家。

父亲母亲于是紧锣密鼓地准备下广东，先是把属于家里名下的山上所有的楠竹砍完了，养的猪卖了，也只是杯水车薪地还了点利息。

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伯父，外公，所有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东挪西凑，把信用社的贷款能还的先还一部分，然后准备打工还亲戚们的借款和还有剩下的大部分信用社贷款了。

他们把地承包给了村里另一户人家，每年给思筠家几百斤口粮。

作者有话要说：思筠父亲不懂得用签合同保护自己权益，生意惨败，欠下了天文数字的债务，于是父母被逼南下打工，杉杉姐弟成了中国第一代留守留守儿童。

第一代留守儿童没多久思筠父母就一起南下了，思筠和弟弟李松知道家里情势所迫，处境艰难，已无别的路可走，父母只有打工了。

姐弟俩跟着奶奶，成了真正的留守儿童，应当也算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了。

这一打工断断续续就是好几年。

为了省点路费，这些年里他们平均一两年才回来一次。

时常有乡邻们问思筠想不想母亲，思筠总是茫然地摇头，其实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母亲，可是却又不能放任自己去想母亲，她怕思念的潮水把自己淹没了，她更怕点头承认想母亲会彻底击溃了她的心理防线，而母亲回来却是遥遥无期。

每当炊烟升起，暮色照着大地，别的小伙伴的母亲声声呼唤贪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时，思筠总是莫名的惆怅和寥落。

她是不会有母亲呼唤的了。

总不断有乡邻们问奶奶，思筠父母为什么去打工？奶奶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解释，因为做生意亏了本。

就这简单的几个字，如同一座大山，沉沉地压在思筠的心上，身上；又如同一根无形的刺，扎得她心痛得不能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