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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 祁门遇险（第4页）

所犯的过错，曲折地表达自己不满于清廷的情绪。

本来，成功与失败就像孪生兄弟一样。

军事斗争的成败，是兵家之常事，更不可以以此论英雄。

曾国藩不顾众议，毅然决然地把军队驻扎在祁门，一度出现祁门孤悬的局面，连言灾异者也说祁门并非久留之地，应该算是失败惨重。

后来由于鲍超等的竭力救援，始获得历口、洋塘和上溪口三次胜利，曾国藩算是从虎口逃了出来。

这时，那些说灾异的好事者又都转换了口气，又说祁门这地方仍然有符瑞，岁星也会到这里来。

曾国藩看透了这种炎凉世态，于是就作了一首绝句：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可是，曾国藩虽然自己晓得世态炎凉，却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竟在一怒之下把李元度头上的岁星夺去了。

而且，曾国藩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李元度的惩罚，而是接二连三地弹劾，毁了他一生的功名前途。

从曾国藩的官场经历来看，如果是官场中他可以轻易除掉的对头，他会毫无顾忌地加以弹劾；如果他自己认为他的对头难以动摇，则厚颜卑辞、千方百计地巴结；对于那些还有利用价值的人，则尽量显示自己的宽宏大度。

至于对自己的朋友，他总是尽量地给予好处。

然而，对李元度却是一个例外。

但是，李元度并没有就此丧失信心，而是努力求得将功赎罪的机会。

早在曾国藩奔父丧时，李元度与后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之间就往来密切，而王有龄则与曾国藩存在很深的隔阂，因为湘军不属朝廷编制，所以都是由各地自筹军饷。

曾国藩在江西时，向王有龄要军饷，王有龄没有答应他；后来因浙江军事危急，王有龄向曾国藩讨救兵，曾国藩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此两人间积怨不断。

李元度与王有龄有联系，更增加了曾国藩对他的误解。

后来，曾国藩复出，李元度也就对曾国藩死了心，但是，徽州之败，使曾李二人的交情由此结束，因此，李元度只好另立门户。

他在家乡，重新招募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号称安越军，到浙江投靠王有龄去了。

李元度的改换门庭，使曾国藩对他更为恼怒。

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助湖北于义宁等处出力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使他重新担任按察使的职务。

接着李元度又攻破了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经江西巡抚毓科奏请，赐给了他布政使头衔。

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军入浙，同左宗棠部会合，把常山等地从太平军手里夺了回来。

故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他接着担任了浙江盐运使兼署布政使。

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

李元度如此平步青云，本来与曾国藩没有任何关联，却使曾国藩感到有些难堪，因为李元度的这一系列功劳，都是在离开曾国藩之后所取得的，而李元度立功越大越多，就会越明显地证明李元度并非是因为无能导致徽州之败的，而是曾国藩调度无方。

正是因为这种心理的影响，曾国藩对李元度接二连三地报复，现在我们从曾李二人交往的历史来看，曾国藩是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的，而李元度始终含屈受冤，郁郁不得志。

而且，李元度自己也觉得徽州之败，他确实无颜见曾国藩，而曾国藩始终不能对此释怀，在此种情况下，他到底该怎么做呢？就此抑郁终生？或向曾国藩表明全是因为自己无能才导致战场失利？

当然李元度组成安越军，以给自己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作为一名大丈夫所应该做的。

可惜的是，他碰上的曾国藩却是一个权势熏天、心胸狭窄的人，才使自己空有一身才艺无法施展。

虽然如此，从晚年李元度与曾国藩的关系看，因为李元度并非斤斤计较之人，两人的关系还是十分融洽的。

如同治十三年李元度曾经写了一首诗，步曾国藩的韵脚：“嗟我昔从公，中蹶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

称自己之所以在官场中屡屡受挫，完全是自己的报应。

而在曾国藩死后，李元度在祭文中还曾经写道：“生我者父，知我者公。

公之于我，地拓海容。”

李元度晚年出任贵州按察使，升布政使，但也只是做到了和以前一样的官职。

与晚于他的李鸿章已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

在此我们也只能惋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