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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2页）

因为不断来源，无以断根，不治兴贩、吸食，不能剪枝；只有治本，才能治标。

从效果上看，黄埔的鸦片趸不见了；鸦片的输入年均增长幅度确实不算大。

若从嘉庆五年起算，到十六年的11个年头中，平均每年输入4016箱；自嘉庆十六年到道光元年的十年里，平均每年输入4494箱。

两者相比，每年只增加488箱，看来，数量也还是被有限度地控制住的。

当然道光皇帝绝不会知道这些数字，但他完全可以从自己在位时期的现状中直觉到先帝禁烟业绩的。

历史地看待嘉庆一朝的禁烟，应当肯定这位万岁爷的决心和魄力，肯定取得的成绩，而不是笼统地说清代禁烟没有成效。

但就朝廷禁烟的目的&ldo;断其来路&rdo;看，外洋鸦片走私并未断绝，内地罂粟仍在种植；从治兴贩、吸食看，兴贩、吸食仍在蔓延。

&ldo;本&rdo;与&ldo;标&rdo;俱未根治，这也是事实。

不过，这已不是嘉庆皇帝所能负责的了，贪婪的外国烟贩，见利忘义的中国走私犯，嗜烟如命的各色瘾君子，连同腐烂了的天朝体制，这一切，任何一个再英明的君主也莫可如何。

嘉庆帝作为鸦片贸易史上第一个敢于正视现实、破除祖宗成法、严厉禁烟的清朝皇帝，实在是应该受到表扬而不应该挨板子的。

因为是第一个，认识就不可能很全面、周详。

综观嘉庆一朝禁烟的动机，仅仅丛集于健康因素，还未能从危及国家上着眼。

从嘉庆元年到二十二年，这位万岁爷共颁发了九道禁令、上谕和规条，视其内容，几乎很少将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的关系摆在首要位置上，而较多地着眼于揭发鸦片烟的毒害性。

所谓&ldo;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至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rdo;；[13]&ldo;无赖之徒私行买食，往往沉迷陷溺，伐性戕生，大为风俗人心之害&rdo;[14]等等，都是告诫谆谆的警语。

所以，嘉庆朝的禁烟，仿佛是一个道德自救的行动，虽然带着圣洁的光环，却不能感化外国烟贩，也不能使瘾君子们皈依。

诚然，朝廷曾多次颁发过禁银出洋的诏令：嘉庆四年（1799）、十四年（1809）、十九年（1814）、二十年（1815）、二十三年（1818）都发布了银禁的上谕，除一件例外，其余都是把纹银虚耗说成了由于西洋奇巧货物&ldo;巧赚&rdo;而去，或说是&ldo;夷商偷运&rdo;及洋银换折所致，并没有提及鸦片卷走的症结。

所谓一件例外，是指嘉庆四年（1799）时任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的复奏。

这件复奏原文，目前尚未发现，但可从道光十六年（1836）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奏折中所引吉庆的建议可以看出，这位宗室觉罗已经朦胧地觉察了鸦片走私和白银外流的关系。

邓折的原文说：嘉庆四年，前督臣觉罗吉庆议，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殊为可惜，且恐内地人民辗转传食，废时失业，奏请不许贩卖，犯者拟罪，递加至徙流缳首，立法不为不严。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