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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家的哲学主张（第3页）

……锥刀之末，将尽争之。

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后二十几年（昭29年，公元前513年），叔向自己的母国也作刑鼎，把范宣子所作刑书铸在鼎上。

那时孔子也极不赞成，他说：

晋其亡乎！

失其度矣。

……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

这两句话很有趣味。

就此可见刑律在当时，都在贵族的掌握之中。

孔子恐怕有了公布的刑书，贵族便失去了他们掌管刑律的“业”

了。

那时法治主义的幼稚，看此两事，可以想见了。

后来公布的成文法渐渐增加，如郑国既铸刑书，后来又采用邓析的竹质刑书。

铁铸的刑书是很笨重的，到了竹质刑书则变的非常方便了。

公布的成文法多起来后，法理学说就渐渐产生了。

这是很长的历史，我们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错了。

第三，须知道古代虽然有了刑律，并且有了公布的刑书，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对于用刑罚治国，大都有怀疑的心理，并且有极力反对的。

例如老子说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又如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就可以看出孔子不重视刑罚，老子更反对刑罚了。

这也有几层原因。

1.因当时的刑罚本来野蛮的很，又没有限制（如《诗经》：“彼宜无罪，汝反收之，此宜有罪，汝覆脱之。”

又如《左传》所记载的各种虐刑），实在不配作为治国的利器。

2.因为儒家大概不能脱离古代阶级社会的成见，认为社会应该有上下等级：刑罚只配用于小百姓们，不配用于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只该受“礼”

的裁制，不该受“刑”

的约束。

如《礼记》所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荀子·富国篇》所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都可为证。

近来有人说。

儒家的目的要使上等社会的“礼”

普及全国，法家要使下级社会的“刑”

普及全国。

这话不太确切。

其实那种没有限制的刑罚，是儒法两家所同声反对的。

法家所主张的，并不是用刑罚治国。

他们所说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