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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儒教（第7页）

到公元20年，仅长安城内又有了一百七十座政府设置的让人朝拜的寺庙。

政府每次用于向这些寺庙献祭的飞禽和走兽的数量达三千头以上。

后来几年为筹备这么多用于献祭的牲类感到很困难，于是只好用公鸡代替野鸭，用狗作为麋鹿的代用品了。

4.

儒教是在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充满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的环境里被提升为正统教义的。

儒教和儒家学者都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庞大而有权势的环境的感染和影响。

事实上，一些著名的儒家学者也并不想避开它。

孟子曾评论过孔夫子是适时的圣人。

儒教也常有适时的教旨，它常能把握住时代的风尚。

汉代儒教的真正创始人叔孙通，就被他自己的门徒形容为当世最识时务的圣人。

当时的一些儒家学者的领袖人物也说过同样的话。

汉代儒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那在历史上闻名的祈雨方法是：当他站在北门向过往行人喷洒水滴时，关闭城里一切朝南开的门，并禁止一切场所用火。

另一儒家学派的大学者刘向是个炼丹术士，相信通过神秘的幽灵的介入可以使顽铁变成黄金。

有一次，他因用伪造炼得的丹药欺骗汉宣帝（公元前73～49年）而险被判处死刑。

新儒教在一位具有如此五花八门爱好而又永不知足和轻信的统治者的鼓励下，和同样如此轻信的一些学者的倡导下应运而生了。

——这种新儒教必然是一种人为合成的宗教，里面融入了众多民间流行的迷信和国家崇尚的因素。

为了稍为显得合理一点，除去了少数最站不住脚的成分，并薄薄地涂上一层儒家以前和儒家的经籍作为伪装，以便使它以文雅和权威的姿态出现。

从这方面来说，汉代的新儒教确实是中国的国教。

它是一种民间普遍流行的信仰和长时间实践并通过轻微的润饰使它稍为合理的大的凝聚体。

必须注意的是《五经》公认是儒家文化以前的主要经文，儒家学派为后代保存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这些经文，大量地汇集了民间文献、传统历史、占卜、社会和宗教仪式，自然还包含了无数关于上古的迷信和习俗。

这些很容易与后来的民间宗教信仰结合起来。

孔学以后的经文以及哲学争鸣时代的其他各种学派的著作，由于轮廓鲜明，概念清晰，复杂老练而不适用这一新儒教的目的。

归根到底，儒教建立在中国国民文化生活的这个时期，只因为这时期有最适合于它生存的土壤。

不过，即使是儒学以前的经籍，由于太简要和太实在，也不能把它作为儒教的唯一基础，奢望它能把众多的民间崇拜和迷信统统都综合在一起。

所以需要为儒教活动去寻找一种超出这些经籍以外的，制造出一种只属于它自己的新的文献。

这种新的儒教文献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是由对原有经籍的解释评注所组成，这种解释评注又被混进了经籍本文之中，而这种胡说在经籍中原本是没有的；另一种形式是在生疏和奇特的标题下为新儒教伪造纯粹是虚构杜撰的经文。

由于古代经籍被称作“经”

，所以这些伪造的文本就叫作“纬”

。

有七种这类伪造文献记载，在古老的书目中，称为“七纬”

。

这些纬书的残篇至今仍有保存下来的。

研究这些文献能从中看出汉代新儒教的观点，至少包括下列各要点：

（1）信奉天上有神，它有意志，有意识，并监视着人们和政府的所作所为。

（2）信奉一切神怪及死后灵魂也监视着人们和政府的一切行动。

（3）信奉善恶因果报应思想。

（4）信奉天人感应，邪恶的行为会带来上天预先的警告和事后盛怒的惩罚，善良的行为会带来吉利的征兆和回报。

（5）信奉凡事都有先兆，并能人为地使天意转缓，甚至靠做大量的善行义举来改变天意。

（6）信奉占星学是一门解释天象和人类及政治事件关系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