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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朱子语）。

朱子又说：

人生而静以上，是人物未生时，止可谓之理，未可名为性，所谓在天曰命也。

才说性时，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中，不全是性之全体矣，所谓在人曰性也。

戴氏驳他说：

据《乐记》，“人生而静”

与“感于物而动”

对言之，谓方其未感，非谓人物未生也。

《中庸》，“天命之谓性”

，谓气禀之不齐，各限于生初，非以理为在天在人异其名也。

（《疏证）二七）

人之得于天也，一本。

既曰血气心知之性，又曰天之性，何也？本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方其未感，湛然无失，是谓天之性，非有殊于血气心知也。

（《原善》上，五）

对于气质坏性一层，他的驳论最痛快：

彼荀子见学之不可以已，非本无，何待于学？而程子、朱子亦见学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于学？故谓为气质所污坏，以便于言本有者之转而如本无也！

于是性之名移而加之理，而气化生人生物适以病性。

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污浊。

不过从老庄释氏所谓“真宰”

、“真空”

者之受形以后昏昧于欲，而改变其说。

特彼以真宰真空为我，形体为非我；此仍以气质为我，难言性为非我，则惟归之天与我，而后可谓之我有；亦惟归之天与我，而后可为完全自足之物，断之为善；惟使之截然别于我，而后虽天与我完全自足，可以咎我之坏之，而待学以复之。

以水之清喻性，以受污而浊喻性堕于形气中污坏，以澄之而清喻学：水静则能清，老庄释氏之主于无欲，主子静寂是也。

因改变其说为主敬，为存理，依然释氏教人认本来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

若夫古贤圣之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扩而充之者，岂徒澄清已哉？（《疏证》二七）

这是他的哲学史观的一部分。

程朱终是从道家、禅家出来的，故虽也谈格物致知，而终不能抛弃主敬；他们所谓主敬，又往往偏重静坐存理，殊不知格物是要去格的，致知是要去致的，岂是静坐的人干得的事业？

戴氏认清宋儒的根本错误在于分性为理气二元，一面仇视气质形体，一面误认理性为“天与我完全自足”

的东西，所以他们讲学问只是要澄清气质的污染，而恢复那“天与我完全自足”

的理性，所以朱子论教育的功用是“明善而复其初”

。

宋儒重理性而排斥气质，故要“澄而清之”

；戴氏认气血心知为性，才质有于内而须取资于外，故要“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扩而充之”

。

这是戴学与理学大不相同的一点。

戴氏论性善，以才质为根据，他下的“才”

的定义是：

才者，人与百物各如其性以为形质，而知能遂区以别焉，孟子所谓“天之降才”

是也。

气化生人生物，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据其为人物之本始而言，谓之性；据其体质而言，谓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