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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一开始或许真是一味嗜诗，并无其他杂念;可随着&ldo;诗名赢得满江湖&rdo;（《自题击钵苦吟图三首》），寄禅的吟风啸月不再是&ldo;无目的&rdo;&ldo;非功利&rdo;的了。

&ldo;苦吟&rdo;与&ldo;赛诗&rdo;已不大可取，更何况后期越来越多的唱酬寄和之作。

唱酬的对象，有的是志同道合的诗友，有的则纯是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

&ldo;喜留禅客饭，懒问达官名&rdo;（《赠高葆吾》），这只是说说而已。

翻翻其诗集，即使只看题目所列各式官阶，也可知其并非&ldo;懒问达官名&rdo;。

此类唱酬诗，于诗于佛均无益，唯一的作用是获取诗名。

对此，郑孝胥曾有一首赠诗说得颇为明白，其中前六句是：

头陀蓄髯有时名，交游一世多耆旧。

手持诗卷使我读，汲汲似欲传身后。

向谓我痴子更痴，痴而又贪佛所诟。

这首诗可谓击中要害：痴诗有碍学道，贪名更为佛所诟。

寄禅实难辩解，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说说&ldo;嗟余学道老无成&rdo;之类的套话就敷衍过去了（《次韵答郑苏戡京卿七古二首》）。

三

&ldo;贪名&rdo;有碍于学道，却无妨甚至有助于寄禅成为&ldo;高僧&rdo;。

是否&ldo;高僧&rdo;，并非纯粹由佛学界考核评定，这其间，达官贵人、诗人名士的推许与品评起了很大作用。

以王闿运、陈三立在文坛上的地位，一加吹嘘，不难使寄禅诗名满天下;而郭嵩焘、易顺鼎、樊增祥都曾居要津，又都是寄禅多年诗友，即使政界中人对其也不能等闲视之。

可以这么说，寄禅在佛学界的声望，与其诗名及其诗友的显赫地位不无关系。

持律谨严或者学理精深，固然是有道高僧;即使道法不甚高深，可能于乱世中护法、弘法，不也是很可尊敬的高僧吗?前者重在佛理的领悟，后者重在社会活动能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ldo;宗教活动家&rdo;。

&ldo;痴诗贪名&rdo;在前者是不允许的;在后者则无碍。

倘无诗名，何以结交当世名流并达到保护佛教事业的目的?主持一方大寺乃至筹组中华佛教总会，都并非道法高深就够了。

尤其是在这&ldo;刹土变迁，新陈交替，困苦颠连，万方一概&rdo;的&ldo;法难&rdo;之际（《致宝觉居士书》），要使&ldo;佛日重辉，法轮再转&rdo;，就必须与当道权势打交道，实在无法清高。

空谈佛理不见得奏效，讲交情反而有点用处。

寄禅晚年为护法南北奔波，靠的也是他的诗名以及历年唱酬奉赠结下的交情。

&ldo;可怜慧命垂危急，一息能延赖长官&rdo;;&ldo;只恐空门无处着，白头和泪上官书&rdo;（《次秃禅者〈辞世偈〉韵，以纪一时法门之难》）。

话说得很难听，可挺实在。

处此危难之际，同时&ldo;白头和泪上官书&rdo;，别的高僧就不见得有寄禅本事大。

这一点寄禅颇为自得。

1906年，高旻寺月朗和尚与德恒和尚争座，请寄禅代为调停。

寄禅除托扬州府知府及江都县知县&ldo;为高旻作大护法&rdo;外，还有本事&ldo;托现署藩司朱盐道转求周玉帅，为宝刹护法&rdo;，这可不是寻常僧人所能办到。

难怪寄禅复月朗和尚信中颇有得意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