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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对于&ldo;微言大义&rdo;，文字训诂基本不起作用，重要的是解释框架。

而且，义理之是非，往往一时无法公断。

借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的思路，一是史学研究，一是哲学阐释，二者立场迥异。

问题在于，单是阐释义理，不足以服人，于是康有为也讲考据。

&ldo;新学伪经&rdo;、&ldo;孔子改制&rdo;，这都是事实的求证，而不是义理的阐发。

既然讲考据，就必须遵循考据的理路。

批评者多从这里入手。

考据确非康氏所长，目光如炬的思想家，作考据往往主题先行，然后循环论证。

例如，为了证明六经皆孔子所作，康有为是这样立说的：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主，故必然作六经;如不作六经，孔子仅为后世的贤士大夫，不成其为教主;只有知道六经确为孔子所作，&ldo;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尊者乃可明也&rdo;（《孔子改制考》卷十）。

如此循环论证，更多的借助于信仰而不是学理，难怪考据家大不以为然。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最后一个&ldo;王者师&rdo;（2）

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康有为之最大贡献在于力反乾嘉以来之考据崇拜，别辟一讲求义理之新径;可惜《新学伪经考》等仍从考据而来，与自家宗旨不合。

而以考据治经，非康氏所能胜任，因其&ldo;皆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rdo;。

这种指责，其实当年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已有言在先。

1891年《新学伪经考》刻成，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

其中以朱一新之贻书诘难，以及康氏之答辩，最有学术价值。

朱氏的批评，或许可以代表绝大部分汉学家的观点:&ldo;治经者，当以经治经，不当以己之意见治经。

&rdo;像康有为那样，&ldo;凡古书之与吾说相戾者，一皆诋为伪造，夫然后可以唯吾欲为，虽圣人不得不俯首而听吾驱策&rdo;，在朱氏看来，实在是&ldo;凿空武断，使古人衔冤地下&rdo;。

主张发掘孔子大义之学的康有为，根本不在乎朱氏考据失实的指责，反过来嘲笑&ldo;今日之害，学者先曰训诂&rdo;。

这既是一种论辩的策略，也与康氏讲求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相关。

就在《新学伪经考》刻成的1891年，康氏的另一部著作《长兴学记》也问世了。

这部为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所著之学规，篇幅很短，影响却很大。

特别是其明确提出义理、经世、考据、词章四门，对晚清学术思想的发展至关重要。

此前戴震、姚鼐、章学诚都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之说，尽管所用术语略有差异。

曾国藩开始称为学之术有四：义理、考据、辞章、经济。

这一说法似乎与康有为很接近，但曾氏重心落在义理，与康氏之注重经世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