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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同时内渡诸公，经过一番努力，多已谋得一官半职，唯有丘氏仍坚持独立办教育，为什么?

其时正在汕头主持岭东同文学堂的丘逢甲，吟《重送王晓沧次前韵》六首，其中有&ldo;江山霸气消沉尽&rdo;的悲愤，有&ldo;竞争世界论天演&rdo;的睿智，有&ldo;钓龙台上啸寒烟&rdo;的闲适，但最关键的，还是以下这两句:&ldo;才人从古不宜官，置汝髯参短簿间&rdo;;&ldo;一官便具奴才性，谁是英雄出此圈?&rdo;以如此决绝的口吻，自断官路，使其&ldo;在野&rdo;，不再是古已有之的&ldo;待价而沽&rdo;。

与孙中山等在海外发起以&ldo;排满&rdo;为口号的反抗运动相比，这种因蔑视&ldo;奴才性&rdo;而拒绝进入官场，似乎显得境界不高。

但略微调整视线，不难发现，远离&ldo;保皇&rdo;与&ldo;革命&rdo;之争的丘氏，将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承担，落实在社会桑梓的改良，而不是朝廷皇上的恩赐。

这一点，其实大有新意，很值得重视。

在丘氏看来，中国自秦以降实行&ldo;集权中央政府&rdo;，使得只有&ldo;一二亲贵强有力者&rdo;才有义务和能力&ldo;主国是，持风会&rdo;。

这一制度，迫使所有&ldo;胸有大志&rdo;者，都首先必须投入到为占据要津而进行的残酷搏杀中。

好不容易&ldo;积年劳至卿贰，天下望之巍然&rdo;，其实也仍然无关国事之兴衰。

还不如凭借一己之良心与学识，&ldo;归而讲学于郡邑&rdo;，起码还可&ldo;以其学说陶铸当世人才&rdo;，并且影响一时一地之&ldo;人心风俗&rdo;[29]。

将以集权中央为唯一指向的&ldo;政治斗争&rdo;（暂不论其是非正邪），转化为以建设地方为主要目标的&ldo;社会改良&rdo;，在20世纪中国，始终不被看好;但作为一种很有影响的潜流，不时浮出历史地表，依旧可能引起史家的关注。

只有从这个角度，僻居岭东一隅的丘逢甲，其所作所为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因为，即便如丘氏所言，&ldo;岭东之兴学也，自汕头之同文学堂始。

今则韩江上下游数百里间，学风之盛，不下于他流域。

其引新潮而大之，论者皆推同文&rdo;[30]，仍然是&ldo;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rdo;?不曾撼动&ldo;神州大局&rdo;的丘逢甲，之所以引起史家的关注，在于其思想前卫，而不是功勋卓著。

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看，丘氏起码对知识者所直接面对且亟待解决的几大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答案。

首先是如何改造中国，其次是坚持什么立场，第三是哪来推进动力，第四则是何处寻找思想资源。

尽管在具体人事关系上，丘逢甲不喜欢康有为，而对孙中山则大有好感。

但既然将&ldo;兴办学堂&rdo;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一选择，决定了其思想路线更接近于温和的&ldo;改良派&rdo;，而不是激进的&ldo;革命派&rdo;。

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少研究者刻意渲染丘对于&ldo;革命&rdo;的支持，且将其&ldo;办学&rdo;说成是为&ldo;辛亥革命&rdo;培养人才。

这一论述思路，潜在的心理背景是，&ldo;革命&rdo;的意义必定远高于&ldo;教育&rdo;。

但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不少仁人志士，选择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