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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叶恭绰（第3页）

有才的另一种表现是记忆力好。

上面题跋中提到不少故典，都记忆犹新，就是一证。

他是文物专家，提到这方面的情况，无论人，无论事，无论物，都是巨细不遗，如数家珍。

他初来北京比较闲，我去看他，他常常谈及民初的政场大事，也是人、时、地，都清清楚楚。

比如一次谈到二十一条，他说实际情况并不像流传的那样。

于是谈到英国公使居尔典，谈到预备太子袁克定，等等。

我听听，这些都是他亲历的，确是比较近真。

有一次，我劝他把这些有关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记下来，说这比其他工作似乎更有意义。

他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慨叹精力已经不够，找助手也难得其人。

这就要转到说上面提及的第二点印象，不甘寂寞。

我有时想，他不写这些，主要还不是因为精力不够，而是对社会活动更有兴趣。

比如他陆续担任了很多工作，得了很多头衔，政协、文史馆、文化教育、文字改革、佛教、画院，等等，都有他。

他还勤勉，不是述而不作，比如文字改革，他热心参与制定方案的细节；佛学，我代编《现代佛学》的时期，他常常送来文章。

此外，他应酬当然很多，旧相识，新相识，不少人会求他写、画，他似乎都不拒绝。

不甘寂寞，对他自己说，有好处，是换来不寂寞，在家有客来，出门有事做，而且报上常见自己的名字。

但也带来不小的麻烦，是1957年，整风时期，听说因为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的关系，被戴上“右派”

的帽子。

其时他已经年近八十，指定地点去劳动的危险没有了，也许不免于受批判吧？这之后，推想只好闭门思过，甘于寂寞了。

如果想听他谈些掌故，求他写字作画，确是个好机会，只是很少人敢这样不划清界限。

吾从众，也就很久没去看他。

以上拉杂地谈了许多琐事，剩下一项重要的还没说，是悼词中说的“民族气节”

“爱国”

。

我想这是指他多年以来不同祸国害民的势力合作。

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他说，为了毛公鼎，他住过监狱，详情怎样我不知道，总之是他没有走洪承畴一条路。

他有时谈起他的政场经历，总是表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人，这可以证明他一贯是“大事聪明”

。

大事聪明，零零碎碎的也必致做些正事。

在这方面，没听他谈过什么，我可以给他补充一件。

这是1933年编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中记载的：“（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以刘哲为教育总长。

……哲闻我校研究所国学门收藏文物甚富，即欲移置分散，而撤销此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