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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刘佛谛（第2页）

也有时候不是对面。

例如有一次，他住在家乡永清县一个村庄，是五月节前，穷得连买菜钱都没有了，家居无聊，到镇上散散心，万没想到接到我寄去五元钱的信。

回信说，他最不喜欢吃窝瓜，可是穷得要命，只能吃院里自种的窝瓜。

五月节来了，想换换样，居然就由天上降下五元钱，可见上天无绝人之路，云云。

我接到信，既欢乐又感慨，想到他曾开玩笑，说天老爷最糊涂，譬如他最喜欢吃鱼，可是鱼有刺，最不喜欢吃窝瓜，窝瓜却没有刺，如果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会多好，于是又写一封信，说幸而天老爷糊涂，如果聪明，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他的境遇就更可怜了。

此后不久，他回到北京，经人介绍，到宁晋县去做秘书工作。

行前同我商量，说当教师惯了，改行，有些不安然，想改个名字。

我说，就用昔年的外号，由英变中，写佛谛，不是很雅吗？他同意，就用这个新名前往。

以后来了一封诉苦的信，说不只一次，遇见所谓通文墨的人士，见到他的名片就恭维说：“您一定是佛学大家了。”

他说不是，对方以为是谦虚，他越矢口否认，对方越不怀疑，总之，闹得他进退两难，如坐针毡。

幸而时间不很长，他又回到北京，重理旧业，被尊为佛学大家的尴尬局面结束了。

以后我们同住北城，见面的机会多了，周末共饭闲谈的机会也多了。

寒来暑往，风平浪静，都以为可以长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故人见面不便，从此就断了音问。

记得最后一面是1967年的早夏，是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他估计时间，在路旁等我。

我们不敢多谈。

我只说是还平安，将来如何不知道。

转到说他，我说推想不会怎么样。

他说：“那也难定，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

说完，他催我赶紧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

直到1968年春天，才由他女儿那里知道，是1967年后期，说清查出身，发现故乡还有几十亩地在他的名下。

照当时的不成文法，这就要遣送还乡。

也许就因为怕走上这条路吧，在1967年年底，他在西郊新迁的一间个人独宿的小屋里喝了滴滴涕，自愿离开这个世界了。

据说死的几天前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我的，但写后不久就烧了。

又死前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他女儿说，这是怕脏了，孩子们不能用。

人生百年，终于不能免这样一次，走了也就罢了。

但他常常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乐天主义，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多年以为能够理解他，也许实际并不理解他吧？每想到这里，总觉得没有看到他的最后一封信，真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