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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3页）

特理查法官暂定在年月日那个星期的某一天执行死刑。

这时，有个人爬上一人多高的窗台，打开窗户冲着外面大喊：“有罪——死刑！”

顿时，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四起。

点分，赫普曼被带回到自己的单人牢房，他扑倒在帆布床上无声地抽泣。

与此同时，还留在法庭里的安娜也在她的座位上失声恸哭，直至工作人员请她离开。

记者打电话到楚勃庄园，楚勃家族的发言人告诉他，查尔斯·楚勃上校将不对此事作任何评论。

楚勃听到他们在电话上的对话，立即拧开图书室的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法院大门外的梅因街现场直播，背景是一片人声喧嚷。

只听得播音员的声音说：“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审判刚刚在这里落下帷幕。

被告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被裁决犯有绑架谋杀罪……”

听到这里，安妮马上请求丈夫把收音机关掉。

几位记者开车到布郎克斯约翰·康顿博士的住地。

康顿夫人说她将向丈夫转告这一消息，但康顿博士不会就此发表任何评论，或接受记者的采访。

第一夫人依琳娜·罗斯福是当时少数几位敢于公开对本案的裁决表示怀疑的名人之一。

这位总统夫人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家和演说家，后来还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她认为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布鲁诺·赫普曼犯有绑架谋杀罪。

罗斯福夫人对记者说：“整个审判过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并不是同情赫普曼，但我一直在想，也许他真是无辜的。”

《纽约时报》对赫普曼一案的裁决作了如下评论：“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在霍普威尔的那个悲惨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本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团。

只有作案人的交代或新的证据的出现才能帮助我们澄清事实的真相。”

此时的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已是一贫如洗。

爱德华·雷立说，他仍然对赫普曼的无辜坚信不移，但是没有钱就一切免谈。

于是，罗伊德·斐歇尔代替雷立成为被告方首席律师，他与原四人律师团中的弗里得利克·玻普继续免费为赫普曼辩护。

同时，安娜·赫普曼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蒙菲尔德奔走各地，多半是德裔集居区，和那些相信赫普曼审判是一宗冤案的人们一起，以各种方式为本案的上诉募捐。

一战之后，德国因挑起战端而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美国人中反德情绪十分普遍。

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德裔社区的人们认为，赫普曼和他们一样，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赫普曼始终坚称自己与楚勃幼童绑架案毫无关系。

在被判刑的第二天，他对记者说：“我从未见过楚勃家的孩子，也从未收受赎金……在上帝面前，我是绝对无辜的。”

另一次采访中他说：“即使他们现在对我说，只要我将事情和盘托出他们就赦免我无罪，我也无话可说。

因为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所知道的一切。”

《纽约时报》记者远渡重洋，到德国采访布鲁诺·赫普曼高龄的老母。

老太太说：“我知道我的儿子是无辜的。

但楚勃希望这样的结局，于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愿发展。”

其实不少业内人士也有同感。

查尔斯·楚勃上校在为时天的庭审中天天到场，这无疑给陪审团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他们几乎不可能作出其他的裁决。

法官托马斯·特理查在主持审理本案的过程中明显的语言偏向，以及原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的不尽职，都使得赫普曼难以获得公正的审判。

基于这种种理由，赫普曼新的两人辩护小组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