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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

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

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

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

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

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块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就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给全家人炖汤。

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了。

那么在咄咄逼人的饥饿年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么？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

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

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

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

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

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

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

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

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

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

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么？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

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

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是接近老姑娘了。

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

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