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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3页）

宗天宝三年（744）始改“年”

为“载”

，此处称“开元五载”

，当为诗人误记。

坏那个盛世的乱臣贼子怀有极其深刻的仇恨，痛恨他们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

活。

生长于开元、天宝以后的诗人即使关心民生疾苦，他们的诗作也只是沉

重的叹息，而很少再闪现理想的光辉，所以后人评大历以后之诗“气骨顿衰”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风格自降”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而杜甫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也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怀有美好的愿望，

并且用他的诗篇去鼓舞人们实现这种愿望，这与他在开元盛世时的经历是有

内在联系的。

当然，安史之乱前后的黑暗、动乱时代对我们的“诗圣”

起了更重要的

“玉成”

作用。

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天宝五载（746），也就是唐玄宗已经册立了杨

贵妃而且日益昏愦荒淫，李林甫已经排斥了异己而独揽政事，朝政和整个社

会日趋黑暗的时候，杜甫来到了唐帝国的京城长安。

也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

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却偏偏科场蹭蹬。

他在开元二十三年

（735）应进士试不第，天宝六载（747）应制举又被李林甫黜落，天宝十载

（751）献《三大礼赋》，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

此时杜闲已经去世，1杜甫

的经济来源断绝了。

这样，诗人就在长安过了近十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

（《进三大礼赋表》）的贫困生活。

对于要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杜甫来说，那是一段多么辛酸的岁月！

可

是对于日后要登上古典诗歌高峰的杜甫来说，又是一段多么幸运的经历！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