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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第2页）

我不认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干之后，可以和吃了十斤干草的驴比赛负重，而且白薯干还异常难吃，噎人，难消化，容易导致胃溃疡；而驴在吃草时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在此必须强调指出，此种白薯干是生着切片晾的，假设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种甜甜的东西，就绝不止两毛钱一斤。

有关白薯干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几句，它一进到了食道里就会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发糕还是面条，只要不用大量的粮食来冲淡，都有同等的效果。

因此我曾设想改进一下进食的方式，拿着大顶来吃饭，这样它往上一蹦就正好进到胃里，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没有试验过，我怕被别人看到后难以解释。

白薯干原来是猪的口粮，这种可怜的动物后来就改吃人屙的屎。

据我在厕所兼猪圈里的观察，它们一遇到吃薯干屙出的屎，就表现出愤怒之状，这曾使我在出恭时良心大感痛苦——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为止。

由此可见，我姥姥在村里时，四十户人家、一百多条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然，我在村里时，一百多户人家没有驴，也符合经济规律。

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

只有“一百户人家加一百条驴”

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事来做。

于是，驴子就消失了。

有关这件事，可以举出一件恰当的反例：在英国产业革命前夕，有过一次圈地运动，英国农民认为这是“羊吃人”

；而在我的老家则是人吃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吃。

村里人说，有一阵子老是吃驴肉，但我去晚了没赶上，只赶上了吃白薯干。

当然，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我当时坚定地站在人这一方，认为人有吃掉驴子的权利。

最近我读到布罗代尔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发现这种生存竞争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于在人和驴之间，更不限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

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发现，与西欧相比，中国的役畜非常少，对水力和风力的利用也不充分。

这就是说，此种生存竞争不光在人畜之间存在，还存在于人与浩浩洋洋的自然力之间。

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场上反对水和风了，因为这种对手过于低级，胜之不武。

而且我以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大概是有点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

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

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

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

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

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