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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2页）

再次，对于刘师培的惋惜，所有的友人及崇拜者，都是指向其&ldo;失节&rdo;，而不是其&ldo;问政&rdo;。

古往今来，问政兼论学的文人学者很多，并非都像刘师培那样，落到被世人嘲骂的地步。

一句话，作为大学者，刘师培的陷落，并非因其&ldo;问政&rdo;的激情，而是因其介入社会的心态及手段。

二、&ldo;侦心探龙&rdo;的手段

30年代中，张继、汪东各自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作序，其时&ldo;筹安会六君子&rdo;恶名犹在，故二人均主要为刘君之依附袁世凯复辟帝制辩解。

前者称&ldo;参政京师，卒为佞人牵引，其出处进退之间，颇遭讥议，要非其本怀，未足以为深病也&rdo;[10]，这还只是推卸责任;后者的辩解更有趣：夫袁氏盗国，与胡虏华夏，则有间矣。

申叔明春秋夷夏之防，严建卫种族之辨，激扬士气，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

[11]言下之意，刘君早年提倡&ldo;光复汉族&rdo;的大功，可以抵消其&ldo;复辟帝制&rdo;的小过。

依汪君的意见，功过的大小，取决于涉及的物件:&ldo;种族革命&rdo;的重要性，远在&ldo;政体变更&rdo;之上。

且不论种族、政体孰轻孰重，单是只讲刘君的&ldo;光汉&rdo;，而不提其沦为清廷密探，便知此乃出于友情的&ldo;曲为辩解&rdo;。

汪东出于好意，重提刘师培的反清活动。

可实际效果则是&ldo;哪壶不开提哪壶&rdo;。

刘君一生失误多多，有牵涉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有只是具体认识的问题。

比如，常为人诟骂的主编《国故》月刊以对抗新文化运动，便属于文化观念的差异。

依附袁世凯，撰写《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性质自是严重多了，但仍有&ldo;政见不同&rdo;可做托词。

唯独由反清义士一转而为清廷密探，单从思想文化立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只能归结于个人的心术与德操。

在我看来，刘师培一生最大的失误，正是由一代大儒沦落为&ldo;侦心探龙&rdo;‐‐如此恶谑的绰号，乃鲁迅1918年7月致钱玄同信中提出的[12]。

钱、鲁二君，与刘师培的交谊深浅有别，但都推崇其为学而鄙薄其为人，尤其不能原谅其充当清廷密探这一下贱的举措。

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1907年末，正热衷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突然随妻子何震回国，向两江总督端方献&ldo;弭乱十策&rdo;。

次年2月，重返东京的刘氏夫妇，政治态度更趋激烈，力主&ldo;颠覆人治，实现共产&rdo;。

这期间，因提议改组同盟会并谋夺领导权不成，渐有异志，再加上因事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大起冲突，于是&ldo;外恨党人，内惧艳妻，遂不得不铤而走险，始真为江督端方之侦探矣&rdo;。

归国后的刘师培，邀功心切，听说被通缉的陶成章自南洋归来，&ldo;日与两江督标中军官米占元往各码头查探成章行踪&rdo;，久之不得，难以复命，又乘革命党人不备，参加其秘密集会，终于密告成功[13]。

此事固然可鄙，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其时刘君正满腔热情地宣传&ldo;最最新潮&rdo;的无政府主义!以前还以为是1908年10月因《衡报》被禁才&ldo;铤而走险&rdo;，故章太炎、蔡元培都尽力为其&ldo;一时糊涂&rdo;辩解;《与端方书》以及所附&ldo;弭乱十策&rdo;的披露，则表明刘君前一年归国时便已&ldo;打通关节&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