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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一 风烛残年（第2页）

马新贻刚大喊一声“我已被刺”

，就倒在地上昏倒了。

第二天就一命呜呼。

这位刺客成事后并不逃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并且大呼曰：“我就是刺客！

我愿已遂，我决不逃！”

这一发生在戒备森严的督署门前的刺杀，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朝野。

金陵的司道们更是心惊肉跳，个个都忙坏了，连日开庭审讯。

刺客张汶祥上堂，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出来。

首府孙云锦及上元县令张开祁、汝宁县令萧某把供辞记录了下来，犹豫不决，更不敢录供通详，乃就商于藩司梅启照。

原来，张汶祥供说的是，马新贻与曹二虎、张汶祥以前都做过绿林，三人曾结拜为兄弟，后来马新贻的地位渐渐高了，升为安徽布政使，见曹二虎妻很美，就把她骗到署里，与她私通。

事情被曹二虎等知道了以后，马新贻捏造曹二虎通捻罪，假手杀曹二虎于寿州。

张汶祥听到这件事情，赶往寿州，伏尸痛哭，发誓要为好朋友报仇，所以才发生了校场刺马的事情。

梅启照听到两位县令的这段转述后，马上断言：“此官场体面所关也，不便直叙。

当使供江浙海盗，挟仇报复。”

但张汶祥对他的供词却誓不修改，虽然对他严刑逼供，他也不改口。

梅启照“言于护督魁玉，假造供词，以海盗入告”

。

后来郑敦谨因为佩服张汶祥，想要减轻他的罪名。

总督曾国藩坚决不同意，只好以假供结案，将张汶祥凌迟处死于金陵城北的小营，并在马新贻灵前，摘心致祭，真可谓是惨无人道的杀戮。

虽然张汶祥死了，但对于刺马缘由的记载，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纷纷扬扬。

一个当时的上元县书吏胡翁，后来谈起马新贻见色杀友的这段案情，描绘得非常真切，张相文因此概括说：“大抵社会上的说法与胡翁的相同；官场上的说法则和奏章相同，所谓官样文章者乎？”

曾国藩则是这篇官样文章的最后审定者！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七日，王运在给朱香孙的信中这样说：“吾等局外，不妨私议。

试以尊意报我，无若郑尚书屈杀张汶祥也。”

其实，如果说曾国藩“屈杀张汶祥”

又何尝不对呢？

二、鞠躬尽瘁，孜孜不倦

曾国藩第三次任两江总督，从他接任算起直到他逝世，才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他虽然“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感到非常忧郁，又患眩晕、目疾、肝风等病，身体已经到了十分衰弱的程度，但他这个人终究还是重视修养，严于律己，有责任感的，故他就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依然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

一年中，他所做的工作非常多。

他首先抓紧进行练兵。

清制本定期对各绿营进行检阅，但江苏通省水陆各营大阅大典，自道光三十年以后，一直都没有举行过；东南用兵有十几年了，绿营却没派上用场。

因此，曾国藩自同治十年八月十二日起，到十月十五日止，历扬州、徐州、清江、镇江、常州、苏州、福山、吴淞口、松江等地，对绿营进行了检阅，挑出一些湘勇用于训练或防守，共六十二营及水师十一营。

一个右眼失明的垂垂老者，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都在江淮之上奔波，诚然是用心良苦，也足以表明他有着非常坚强的意志。

他在检阅中深感江苏全省可以依恃的兵勇实在是太少了，“兵数则原额三万三千四百名有奇，现存二万四千二百名有奇，其中多寡参差不一，有已逾原额之半者，有不及原额三分之一者。

兵数较多之营演阵，尚有可观，其畸零不成队者，数营合操，仍难整齐，缓急殊不足恃”

。

他在奏折中把应该改革的旧制归结为四点：一、担当护饷、押犯、缉捕等差役的，不应该用太多的兵力，担当习技、练阵、听令等事的，兵力应该多而且集中，以专责成，不能再如以往一样，把差、操两类兵混为一谈。

二、绿营饷银不足，“即使照数满发，犹不足以供事畜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