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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一 风烛残年（第4页）

济济百官，天下能有几人像他这样！

大体上人至老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就往往会追悔，曾国藩也并不例外。

例如，他想起多年的老友冯树堂，不免对自己进行了责备：“昔在祁门，余与之口角失欢，至今悔之。

今年渠至此间，余对之甚愧也。

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

老年人不但喜欢追悔，还喜欢怀旧。

吴廷栋，字竹如，虽然比曾国藩的年龄大了十多岁，却是曾国藩早年在京都治学时的挚友。

此时吴廷栋都已经八十岁了，寓居金陵五年，住宅并不宽敞，又因为脚有病不能走路，却终日端坐在屋里不停地校书。

曾国藩盛称他是个“讲躬行心得者”

，每个月两个人必定会见一次面，促膝谈论。

他逝世前一个月的正月初二日，到吴廷栋家里去贺年，二人畅谈学业，又言及倭仁逝世，当年在京城的好友一个一个都逝世了，欷良久，黯然辞别。

谁料这竟然成了两人的临终一见。

曾国藩在金陵的这一年中，似乎已预知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对家人总是给予谆谆告诫。

他殷切地期望兄弟子侄“互相切磋，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多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

又对两个儿子嘱咐说：“尔辈身体皆弱，每日须有静坐养神之时，有发愤用功之时。

一张一弛，循环以消息之，则学可进而体亦强矣。”

又将他所知道的前辈的养生六事，再次告诉了家人。

曾国藩自己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了，却反复向家人提出养生之道，实在是人到晚年，“其言也善”

啊。

曾国藩不但在治政、治军、修身、诲人等方面，从不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治学方面，他也总是持着孜孜不倦的态度。

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是这样写的：“余以生平学术百无一成，故老年犹思补救一二。”

在逝世前一年中，他写了好多首诗、十多篇文章。

其中五月间所作《湖南文征序》与六月间所作《重刻茗柯文编序》，对于古今文章源流的论述甚为精辟，可谓是一部文章史概论。

曾国藩在临死的前月，还写了一篇墓志铭给湘军后期名将刘松山。

他的日记中，有一篇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将作《刘寿卿墓志》，而久未下笔。”

初六日又写道：“将作《刘寿卿墓志铭》，仅成二行许。”

初十日则是：“将作《刘寿卿墓志》，而疲倦似不能支。”

到了十四日是这样记载的：“作《刘寿卿墓志》百余字。”

这篇墓志铭，终因曾国藩病发未完稿，竟成了他临终前的绝笔。

在吟诗为文的同时，曾国藩依然没有停止对书籍的研究。

居家阅读，行船坐轿阅读，这已经成了他几十年的习惯。

他告诉家人说：“余衰颓日甚，每日常思多卧多躺，公事不能细阅，抱愧之至。

看书未甚间断，不看则此心愈觉不安。”

“目光似更昏蒙，或以船轿中看书稍多之故。”

他甚至自同治十年起，规定每天都要看几页《资治通鉴》，随手记录大事，以免忘掉。

他发病后，还不忘读《理学宗传》。

二月初三日，他把其中的《张子》卷读完，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