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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梁时月 第549章 军功（第2页）

另外夺得衣甲器械者也可获赐茶帛等，依据缴获物资的数量、类别予以奖赏。

因伤受赏多带抚恤性质，但也含有褒奖之意。

如太平兴国四年征战太原时，天武军校荆嗣率众登先，手刃数贼，身受重伤，宋太宗召见时赐锦袍、银带。

咸平二年，赵保吉侵犯麟州（今陕西神木，知府州折惟昌力战受伤，宋真宗遣中使劳问，赐金丹、上尊酒、锦袍、金带、名马、器币。

宋神宗元丰二年，閤门抵候、知雄州归信容城县李泽与辽兵格斗身

负重伤，诏迁一官，赐绢50匹，宋廷常以抚恤的名义对受伤官员予以嘉奖。

在登录军功时，受伤士兵还享有优先权。

如宋真宗朝平定叛卒刘吁后，按惯例以首级论功赏，而左谏议大夫张咏先录受伤兵士之功，其次为斩获首级者。

「是时军情仰公赏罚至当，相顾欢跃」。

张咏认为以士兵伤情作为登录军功的首要标准更符合战前军情，因此受到官兵拥戴。

剌探敌方军情可获酬奖。

」宋太宗朝知制浩田锡认为刺探军情非常重要，「狄中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匈奴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

间课若行，则戎狄自乱，戎狄自乱，则边鄙自宁」。

即用重赏募得间谋，离间藩国，使其互相征伐，交相侵害，最终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

苏辙也以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认为应高度重视对敌情的获取，重赏刺探情报之人。

宋廷专门制定有报告敌情的赏格，宋仁宗庆历七年因西夏军队不时扰边，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缘边蕃汉户有能先期来告者，与优赏之，仍定赏格以闻」。

宋廷还曾设立了奖励探报者的专项资金，如宋神宗元丰元年，专门划拨给熙河经略司一笔经费，《作为刺探军情的费用。

最初因赏赐过轻，探报多有不实。

「夫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探报者并不用心刺探敌情，「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于酬赏，全然微薄，以致规逻之人，不肯探伺」。

故宋哲宗元祐七年规定陕西、河东经略司以封桩或军赏钱物作为赏赍来源，根据情报的实际价值确定酬金，较之以前有所提髙。

宋朝军功赏格中规定「规得贼情者赐物，如因此败贼，优与酬赐」，探报若有助于战况发展，击败敌人，则赏赐更厚，「如有探知贼大谋秘计，因此广致克获」者还可视为奇功。

宋廷通过教阅评定军士的武艺高下，并重点奖励高强精进者。

北宋初期皇帝常亲临教阅，尤胜者按等级升迁，不过当时还未见有较为细密的教阅法。

北宋中期以后教阅法逐渐受到重视和推广，宋仁宗庆历年间，韩椅在狭西设立弓弯挽强、踏硬、射亲格，每年分春秋两次教阅，被推广至其他各路。

宋朝教阅法多具有针对性，依地域、兵种而定。

如熙宁元年颁布河北诸军教阅法，五年四月设立殿前马步军春秋校试殿最法，五月设立幵封府界诸县教阅法，七年王安石建议设立御前阅试法，教阅五路诸军，希望通过赏罚制度淘汰怯懦体弱之员，奖励武艺精湛之士，「使一路皆为精兵」。

元丰四年，除设立首级、轻重伤等赏格外，还将几十种难以明确归类的战功分为五等，称为五等杂功，以考察战争中的实际表现为准。

所谓「杂功」可谓名副其实，如按期输送军粮、阴阳官占卜应验均可列为三等杂功，军医探取箭头、治愈伤员列为四等杂功，急脚子及时传送机密文字，兽医医治军马同列为五等杂功。

南宋军赏名目颇多，有川广买马赏、两淮捉获私渡赏、人户起发海船赏、军兵防托海道赏、诸州军造铁甲赏、土豪召募强壮赏等。

宋代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评议与管理军功的系统，包括战果的总结、上报、确认、审核、勘验、行赏等各个环节。

每次战役结束后，官兵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大概莫过于功赏的推行，而朝廷所关注的也是如何总结战果，奖赏勇敢善战之辈，惩罚胆小怯懦之人，赏罚得当才能激励将士取得更佳战果。

宋朝还有所谓的「功过簿」、「功罪簿」，宋仁宗嘉祐六年始，要求诸军把将士功过随时登录在册籍上，称为「随军功过簿」，作为军士迁补的依据。

宋高宗建炎四年规定每有战争，枢密院即给印薄一面，号称「功罪簿」，授给将臣，凡有功过，均记录在簿上。

奏功之日，即将功罪簿缴纳给枢密院。

「功过簿」、「功罪簿」应是上报功状的主要来源之一。

为避免虚报战果，宋廷对功状的总结和上报加大监督和审核力度。

由军队总结战果，书写功状，上报者多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夸大战绩，而尽可能地隐瞒或淡化败绩。

北宋初年尚未有较为严密的审核制度，功状上报后朝廷多派内侍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