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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第3页）

我们这里不追求物欲的极大满足，物质照样不够用。

正如新儒家学者所说，我们的文化重人，所以人多了一定好，假如是自己的种，那就更好：做父母的断断不肯因为穷、养不起就不生，生得多了，人际关系才能极大丰富，对不对？于是你有一大帮儿子就有人羡慕。

结果中国有十二亿人，虽然都没有要求开私家车，用空调机，能源也是不够用。

只要一日三餐的柴火，就能把山林砍光，只要有口饭吃，地就不够种。

偶尔出门一看，到处是人山人海，我就觉得咱们这里自激得很厉害。

虽然就个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物欲，就总体来看还是很过分，中国人一年烧掉十亿吨煤，造出无数垃圾，同样也超过地球的承受力。

现在社会虽然平稳，拿着这么多的人口也是头疼。

故而要计划生育，这就使人伦的基础大受损害。

倘若这种东方特色不能改变，那就只能把大家变到身高三寸，那么所有的中国人又可以快乐地生活，并且享受优越的人际关系。

可以预言，过个三五百年，三寸又嫌太高。

就这么缩下去，一直缩到风能吹走，看来也不是好办法。

本文的主旨，在于比较东西方不同的快乐观。

罗素在讨论伦理问题时曾经指出，人人都希求幸福。

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

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

谁也不是因为吃是幸福的才饿的呀。

幸福的来源，就是不计苦乐、不计利弊、自然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种类、分量，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

当然，这是人在正常时的情形，被人哄到五迷三道、晕头转向的人不在此列。

马尔库塞说西方社会有病，是说它把物质消费本身当成了需要，消费不是满足需求，而是满足起哄。

我能够理解这种毛病是什么，但是缺少亲身体验。

假如把人际关系和谐本身也当成需要，像孟子说的那样：行孝本身是快乐的，所以去行孝，当然就更是有病，而且这种毛病我亲身体验过了（在“文化革命”

里人人表忠心的时候）。

人满足物质欲望的结果是消费，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人避免孤独这一需要的结果。

一种需要本身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激时才会过分。

饿了，找个干净饭馆吃个饭，有什么过分？想要在吃饭时显示你有钱才过分。

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

需要本身只有一分，你非把它弄到十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白，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喝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激。

东方社会有东方的起哄法，西方有西方的起哄法。

而且两边比较起来，还是东方社会里的人更爱起哄。

假如此说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

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

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

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激，就放出人际关系的自激去干扰；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激，就放出物质方面的自激去干扰；这样激来扰去，听上去就不是个道理。

搞得不好，还能把两种毛病一齐染上：出了门，穷奢极欲，非奔驰车不坐，非毒蛇王八不吃，甚至还要吃金箔、屙金屎；回了家，又满嘴仁义道德，整个一个封建家长，指挥上演种种草菅人命的丑剧（就像大邱庄发生过的那样）；要不就走向另一极端，对物质和人际关系都没了兴趣，了无生趣——假如我还不算太孤陋寡闻，这两样的人物我们在当代中国已经看到了。

*载于1995年第2期《东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