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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 炀帝时代的内政外交（第2页）

大业三年（607），炀帝前往启民可汗所在地大利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附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巡行。

第二年炀帝还是以半年时间，从西北的五原（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北行，最后到恒山（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举行了祭祀活动。

以伏俟城（位于今天的青海省）为根据地的吐谷浑已经迎来了其全盛期，接下来的大业五年（609），为了讨伐吐谷浑，隋炀帝向西方出兵，自西宁附近北上，越过祁连山至张掖（位于今天的甘肃省）。

在此期间，隋朝的先遣部队攻入伏俟城，将吐谷浑主伏允赶往西方。

此外，炀帝还在张掖接见了高昌王麴博雅等人，在此确立了与西域方面的联系。

大业六年（610）正月，炀帝又在洛阳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际庆典以及交易会，西域诸国的酋长等首领纷纷前来参加。

庆典会场设于洛阳城的端门（即正南门）前广场，据说会场灯火通明，狂欢的人们通宵达旦地表演了各种音乐、马戏等节目。

一般认为这次庆典就是后世元宵节的起源。

交易会的会场设在丰都市（东市。

即唐代的南市），店铺里堆满了形形色色的珍奇物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同时，各种美食佳肴自由食用，真可谓酒池肉林，十分奢华。

参加交易会的胡人们在惊叹中国物质丰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讥讽街头同时还存在衣不蔽体的穷人的现象。

仅仅以炀帝的贪欲这一理由，是无法解释炀帝上述一系列前往边境地带的“行幸”

行动的。

边境防卫体制的强化，与各族各国首长等方面负责人的沟通联系及协调配合、道路的整备等问题，都随着炀帝的直接出行而获得了彻底解决。

这样一来，隋朝的国内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巩固，从北到西北、再到西方的广大区域趋于稳定。

剩下的只有东北方面，具体而言就是高句丽。

为此永济渠一直通向了幽州（现在的北京）。

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之后，高句丽因担心隋的矛头会指向自己，便逐渐疏远了与隋朝的关系。

开皇十八年（598），以汉王杨谅为主帅，水陆共计三十万隋军向高句丽发动了进攻。

隋朝的这次出兵非常唐突，入侵高句丽最终以惨败而宣告结束。

高句丽似乎也预想到了隋朝的动向，一方面接受隋朝“上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王、高丽王”

的册封，另一方面却又并没有选择与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隋炀帝前后三次发动了远征高句丽的战争。

大业八年（612）正月，隋朝大军集结于幽州，总数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

此外再加上超过兵员一倍的后勤部队，总兵力合计超过三百万人。

此役的结局十分悲惨：渡过辽水进入高句丽境内的隋军九支部队，共计三十万五千人，而最后回去的仅仅两千七百人。

然而，炀帝并不死心，次年（大业九年）再度整顿军队，组织新兵种“骁果”

取代府兵，四月份再次发兵进攻辽东。

可是正当久攻新城（位于今天的辽宁省）不下的时候，杨素之子杨玄感于六月在黎阳（位于今天的河南）树起了叛旗。

这是在将要陷入全国性动乱状态之前，政权内部的第一次分裂，炀帝火速撤军镇压了杨玄感叛乱。

第三次远征高句丽是在次年，即大业十年（614），在这次对高句丽之战中逃亡的隋军士兵络绎不绝。

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缩短了隋朝的寿命，也将隋炀帝东亚扩张路线的破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国各地烽烟四起的叛乱声中，炀帝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只能龟缩于江都（扬州），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