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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3页）

享有许多封建特权。

它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统治

者，剥削人民。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

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

分不开的。”

又说：“历代祖先的‘奉儒守官’不过促使杜甫热衷仕进；杜

预只给他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

但是我们认为，在古代，“守官”

与

“奉儒”

本是相依相存、不可分割的。

在儒家看来，要想行大道于天下，舍

作官为政外别无他途。

所以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论

语?子罕》）孔门的子路也说：“不仕无义。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论语?微子》）只要不是碰到暴虐无道的君主，儒家总是主张积极入仕

的。

就杜甫一生的行事来看，“奉儒守官”

的家庭传统对他产生的主要影响

决不是“积极地营谋官职”

，而是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这对诗

人杜甫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

在唐代，儒、道、释三种思想流派都

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支持，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

盛唐时代的

诗人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都是很著名的例子。

杜甫

则与众不同，他虽曾在青年时代往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晚年也写过“愿闻

第一义，回向心地初”

（《谒文公上方》）“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秋

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之类诗句，但那仅是一时的冲动之举

和兴到之言，就其思想的主要倾向而言，我们完全同意清人刘熙载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