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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法律思想。

如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ldo;痛惩模棱罢软之习&rdo;，对有才者要&ldo;化其刚愎刻薄之偏&rdo;，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

培养之方中的&ldo;教诲&rdo;，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ldo;甄别&rdo;，实际上就是分别贤不肖、功过，并据此予以奖惩，&ldo;保举&rdo;和&ldo;超擢&rdo;，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

考察之法，反映了曾氏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张。

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或吹捧。

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

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考察、评定官吏的标准是是否为民，而为民则主要表现在能否办好词讼和钱粮。

曾氏指出，钱粮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过于勒索；词讼不可能完全听断公允、曲直悉当，但不可过分拖拉牵连。

他断言：&ldo;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

&rdo;而&ldo;勤&rdo;与&ldo;廉&rdo;是办好钱粮词讼和爱民的必要条件。

曾氏认为，&ldo;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上下工夫&rdo;，&ldo;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rdo;。

他任职两江、直隶总督期间，严格要求办事人员，并制定条规，规定巡捕、门印、签押不许凌辱州县；不许收受银礼；不许荐引私人。

&ldo;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备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rdo;。

由此可见，曾氏把廉洁奉公、不受贿谋私、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作为做官的准则。

对于谋私、害民之吏，曾氏予以坚决检举，严惩不贷。

如江西巡抚陈启迈&ldo;荐引私人&rdo;，曾氏立即予以&ldo;奏参&rdo;，并要求皇帝加以惩罚；又如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平时横行不法，又无故殴妻毙命，曾氏要求立即严惩，&ldo;按照军令，就地正法&rdo;。

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严肃态度。

曾国藩对于官吏有培养、教育，有监督、考察，有甄别、推荐，有&ldo;奏参&rdo;、惩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吏选举考核制度。

曾国藩重视孔孟&ldo;仁&rdo;、&ldo;礼&rdo;对治军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他的&ldo;仁&rdo;，就是&ldo;欲立立人，欲达达人&rdo;；他的&ldo;礼&rdo;，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ldo;泰而不骄&rdo;。

他得出结论说：如能坚持&ldo;仁&rdo;、&ldo;礼&rdo;二字治军，&ldo;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rdo;在这里，&ldo;仁&rdo;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ldo;立人&rdo;、&ldo;达人&rdo;；而&ldo;礼&rdo;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ldo;仁&rdo;、&ldo;礼&rdo;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

他说：&ldo;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

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

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

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

&rdo;这里说的&ldo;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rdo;，实际上就是以仁礼加以教育诱导的同时，也当施之既猛又严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