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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ldo;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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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对于蓬勃的向上意志无可奈何。

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完人，可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ldo;我欲仁，斯仁至矣。

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rdo;&ldo;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rdo;&ldo;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rdo;&ldo;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rdo;正是这种观念激励着曾国藩精研理学，刻苦修身。

青年时代曾国藩偶有几次谈论命运，都是为了安慰鼓励科举不顺的弟弟们。

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没有考中秀才后，他写信安慰说：&ldo;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rdo;然而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弟们&ldo;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rdo;。

对于功名富贵，不必焦虑妄想系心萦怀，而是将全副精力用于进德、修业。

所以曾国藩此时的命运观，还是为他的个人奋斗观服务的。

初创湘军时的曾国藩，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意志。

他相信超人凭借意志，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关头，只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

正是这种唯意志论的信念，支撑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艰险，以一介书生，赤地立新，创立起湘军。

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一度顾盼自得，予智予雄，&ldo;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rdo;。

对自己的主观能动能量相当自负。

以为&ldo;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rdo;。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咸丰八年曾国华之丧以后，&ldo;天命&rdo;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

咸丰七年居家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见信于皇帝，奋斗数载，功劳至大，却被投闲置冷，自然心不能平。

曾国藩原本功名心极重、进取心极盛。

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炽于常人。

郁愤至极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ldo;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rdo;。

命运由大荣瞬间转为大辱，状态由大喜急坠入大悲，使他恍然体悟到人力的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