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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人生才算真正地大彻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
我能在这两种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
附
放纵与歪曲
新闻报道和纪实文学都离不开真人真事,都必须忠于客现事实,都需要使用采访的方式,但采访后,一是报道出去,一是记栽下来。
前者不是文学,绝对是不允许虚构;后者属于文学,允许虚构。
纪实文学来源于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实写作的,小说是靠想象写作的;小说可以任意虚构,百分之百不受约束和限制地虚构,但纪实文学只能是&lso;有限的虚构&rdo;。
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说,但不是小说,&ldo;纪实小说&rdo;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所说的&ldo;有限的虚构&rdo;,是指在不改变真人真事原型和精神的条件下,为了充实、深化、强化事件与人物,可以虚构,包括虚构的场景、非主要情节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细节等等。
虚构是纯主现的行为。
因此‐‐
小说任其王观;
新闻禁绝主观;
纪实文学不能放纵主观而歪曲客观。
我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不同于一般纪实文学。
由于我把事物原始状态的真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在写作中必须将这&ldo;有限的虚构&rdo;缩到最小。
我连配角人物、环境、场景和非主要情节也不去虚构。
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采访者的身上。
我尽量让他们多讲,从中选择最有表现力、最生动、最独特的情节和细节。
比如《说不清楚》中那个俄死的犯人贴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单,再比如《苦难意识流》中用吃苍蝇的办法自杀,都是被采访者真实的经历。
我用文学家的眼光来挑选细节,而不是以作家的想象去虚构事件。
我相信有时生活本身的震撼力无比强大,特别是在这种大灾难的年代。
我把采访过程当做一种文学构思。
比如我采访《没有情节的人》的主人公,他说他文革中苦苦把自己变成一个&ldo;消失&rdo;的人,才平安地活下来。
我问他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消失,他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ldo;什么都没有&rdo;的影子,没有朋友,没有性格,没有脾气,没有实体。
我觉得这些细节还不够精彩,便拼命追问,他终于说出一个细节,说他那时尽量不去看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的眼睛,别人才会把你记住。
这个细节连巴尔扎克和福克纳也没有想到过。
我便是这样,用真实的材料塑造真实的人物,用被采访者口述的细节去充实他那个形象;就像修复古物,所用的材料必须是那个时代原有的。
这样就保持了故事的原生态,同时也具备了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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