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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第2页）

但要有个立脚点：我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行货——身为货物，批判货主是不对的。

这些年来，文化热长盛不衰，西方的学术思潮一波波涌进了中国。

有一些源于西方的学术思想正是我的噩梦——这些学术思想里包括文化相对主义，功能学派，等等。

说什么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没有一种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对主义），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梦。

从道理上讲，这些观点是对的，但要看怎么个用法；遇上歪缠的人，什么好观点都要完蛋。

举例来说，江州大牢里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种独特的文化之中（我们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狱文化），按照这种文化的定义，他是戴宗手里的行货，他应该给戴宗送好处。

他若对戴宗说，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个人，凭什么说我是宗货物？咱们这种文化是有毛病的。

戴宗就可以说：宋公明，根据文化相对主义的原理，没有一种文化有毛病，咱们这种文化很好，你还是安心当我的行货罢。

宋江若说：虽然这种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处是敲诈我，我不能给。

戴宗又可以说：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我们的文化里你得给我好处，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还是给了罢。

如果不给，我就要按咱这种文化的惯例，用棍子来打你了——你先不要不满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经不住戴宗的歪曲、滥用。

实际上，没有一种科学能经得起歪曲、滥用。

但有一些学者学习西方的科学，就是为了用东方的传统观念来歪曲的。

从文化相对主义，就能歪曲出一种我们都是行货的道理来。

我们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对女孩行割礼的习惯，这是对妇女身心的极大摧残。

一些非洲妇女已经起而斗争，反对这种陋习。

假如非洲有些食洋不化的人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万万动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对主义来，他肯定是在胡扯。

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家对待外文化的态度，可不是让宋公明当行货，也不是让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

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

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权利。

假设我拿了绿卡，住在外国，你说我没有这种权利，我倒无话可说。

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

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不配谈论科学的。

*载于1996年第19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题为“有关文化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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