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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宫中定策3（第2页）

另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有时候甚至比固定工资还多。

而对于藩王来说，政治上没自由，吃饭穿衣受限制，但生孩子的自由，却是绝对有，大多数的藩王，都是逮着机会可劲生。

生了就要给待遇，世代繁衍下来，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

就拿《天潢玉牒》里的记录说，到了嘉靖初年，明朝的宗室总数，就比明初膨胀了上千倍。

万历年间，总数长到三十多万，明末天启年间，更有六十多万。

所以自此以后，明朝历代皇帝面临的藩王问题，也就因此不同。

明初的皇帝，愁藩王们造反，明中期以后的皇帝，愁怎么养活这群人吃饭。

这个问题，嘉靖年间明朝御史林润的奏折里，说的就很清楚：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每年四百万石，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的粮食，每年却有八百万石。

具体到地方上，军事重镇山西省，每年存留粮食一百九十万石，但当地王府消耗粮食，却有三百多万石。

河南省存粮九十四万石，当地藩王消耗粮食，却有一百九十多万。

也就是说，全国的税粮加起来，也填不满藩王的嘴。

而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外，各地的藩王们，其实也都生财有道，搞政治没前途，搞经济挖国家墙角，那是各个都有一套本事。

最固定的办法，就是“钦赐”

，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

在明朝中前期，比如宣德，正统年间，明朝赐予藩王的土地，通常都是几十顷，到了明朝中期，就有了几千顷，比如明孝宗的弟弟兴献王，就藩的时候，一次就赏赐给他四千多顷土地。

等到万历天启年间的明末，更是变本加厉，比如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一次赏赐庄田就有四万顷。

这样做的恶果，可想而知：肥了藩王的腰包，却坏了国家的财政，赐出去多少田地，国家就流失多少财政收入，外加每年巨额的恩养藩王的开支，哪怕是太平年月，国家的财政，也常捉襟见肘。

倘若赶上闹灾打仗，更是常穷得叮当。

而且即使如此，藩王们还是不消停，大多数藩王，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发财，通用的招数，就是侵占民田。

侵占民田的招数，也有好几种，一种是造假，就是故意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求得朝廷赐予，然后强行侵占。

另一种叫“投献”

，就是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

如此一来，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也就越演越烈。

到了明末，土地兼并极为剧烈的河南地区，当时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

，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土地，都被藩王侵占。

与之对应的，河南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重灾区”

，那位曾一次性拿到四万多顷赏田的福王朱常洵，后来更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杀掉。

而在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中，藩王们的巨额财富，平日里藏着掖着，舍不得拿出来，一闹农民起义，几乎都被农民军打包全收，成了农民军的钱粮资本。

后来明朝亡于农民起义，这个角度说，藩王们做了“大贡献”

。

明朝藩王的这些大问题，历代明朝君臣们，也不是没有重视，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想尽办法，遏止其日益膨胀的危害性。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嘉靖年间的《宗藩条例》

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于1521年，这时明朝的藩王制度，经过尽两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大负担。

这个负担多沉重，说几个当时的情况就知道：嘉靖七年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0万金，然而每年的财政支出，却高达241万金，占支出项目第一位的，就是宗室开支，占第二位的，美其名曰武职开支，就是供应藩王以下，诸如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之流的角色，全是为了养活这帮人。

而当时的藩王宗室，不但人口多，滥支国家财政的现象也更严重，向朝廷要赏赐，更常常狮子大开口。

不但藩王要养，藩王下面的子弟们，乃至子弟的亲眷们，七大姑八大姨，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属，都敢巧立名目要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