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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3页）

，此人叫作马寅初。

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

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

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

我和李银河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

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

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的一位顾问，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

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

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

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

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

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的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消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

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

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

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

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

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

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

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

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

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

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

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

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

假定可以痛快淋漓的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

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

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jian佞之徒。

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

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

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

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

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

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

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很多。

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