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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沈葆桢商量之后,决定自同治元年起,将田赋附加税率定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银一两一钱,实收库平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改收二两白银。
据布政使李桓估计,改革之后,每年可为老百姓减负一百多万两:&ldo;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复可为民间节省银一百万余两,为军饷共筹银三十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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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ldo;陋规&rdo;。
江西和其他省一样,&ldo;至于馈赠陋规,到任者则有上司各衙门之供应、门包,年例则有本管知府之节寿、月礼。
收漕则有粮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绅士之陋规与大漕馆、干修等名目。
此外尚有一切随时零星馈赠之款&rdo;,&ldo;皆百余年之积弊,习为固然者也&rdo;。
曾国藩与沈葆桢&ldo;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rdo;。
由于是首次尝试,曾国藩后来发现,江西的减税改革搞得过于激进了。
如此大规模地降低附加税后,各州县收入顿减,许多地方行政开支没有着落。
&ldo;1863年6月,曾国藩在描述江西局势时说:&lso;州县之入款顿绌,而出款则不少减。
牧令深以为不便,而绅民于大减之后仍尔催征不前。
&rso;1863年期间湘军军费增加,此事使曾国藩越加后悔不该把江西省田赋税率定得偏低。
&rdo;改革的不良后果使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ldo;陋规&rdo;存在的部分合理性。
同治二年五月,江苏大部已经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
鉴于江西经验,江苏的陋规裁革力度没有江西的大,对于原有的陋规,有的裁革,更多的则予以保留。
&ldo;只期只敷办公,不准逾额浮收。
&rdo;改革之后,江苏的漕粮负担只减去了百分之二十七。
这个幅度远较江西为小。
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
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ldo;浑和宽容&rdo;的态度。
这种心态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规,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
他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态度,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无法彻底清理,只能因势利导。
他说:&ldo;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
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
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
所谓&lso;除去泰甚&rso;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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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
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
同时,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
吏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
有治人无治法,是传统政治的不变信条。
到达祁门之后,曾国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府道以上)的优劣。
同时,他又要求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官员的情况。
同时命各级基层官员以公文形式,谈一谈自己对本地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以此考察官员的素质:&ldo;密札司道,举劾属员,札各营统领,举劾营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达。
札饬道府州县官,访求地方利病、山川险要,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田野之树畜。
现前急应办理事件,均用书函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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