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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曾国藩并不是一名单纯的学问家，他始终将自己置于国家藩屏的位置，为挽救清王朝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去吸收和利用学术领域中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服务。

因此，他不能不把经世致用之学放在重要的学术位置上，在他之前，人们常把学问分成义理、词章、考据三种，经世致用之学是包括在义理之中的。

曾国藩却认为：&ldo;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

&rdo;他赞同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之中独立出来，从而将经济之学放到和义理、词章、考据一样重要的位置上。

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学的研究，主要是反复研读了《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

他觉得&ldo;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rdo;。

为此，他确曾进行了详细的探究。

在任工部尚书时，为搞清舆地，曾国藩&ldo;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其中&rdo;。

在研读《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的过程中，曾国藩对秦蕙田所著的《五礼通考》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该书&ldo;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荟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rdo;，但深为此书&ldo;食货稍缺&rdo;而感到惋惜。

于是，曾国藩&ldo;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奏议所未备&rdo;。

经世致用作为一门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虽在明末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ldo;康乾盛世&rdo;之时，却一度低落。

道光年间，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伴随着内忧外困，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人，再度高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

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ldo;师夷之长技&rdo;，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从某种意义上理解，&ldo;师夷之长技以制夷&rdo;的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在&ldo;内忧&rdo;、&ldo;外患&rdo;的&ldo;千古奇变&rdo;情况下的发展。

曾国藩早就有&ldo;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rdo;的抱负，计求经世致用，并接受林则徐、魏源&ldo;师夷之长技以制夷&rdo;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良方，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6章曾国藩大智慧5

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促使曾国藩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事情。

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自觉意识到&ldo;碧眼赤珠&rdo;、远道而来的&ldo;文明&rdo;客人们会对中国局势造成什么致命的威胁。

因此，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所写下的家书、日记和信函等，涉及到外国侵略者的字眼，更多地体现了他本能的痛恨和对前线战败、官吏指挥失措的种种忧虑。

例如，当英国侵略者因林则徐在广东严密设防，入侵不能得逞，遂改道攻占浙江沿海一带宁波、定海、镇海等地时，他把带来这种后果的原因首先归咎于中国败类之助纣为虐，而并未真正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对弱小民族进行侵略蚕食，以掠夺这些弱小民族的极大财富的侵略本质。

他说：&ldo;英夷滋扰以来，皆汉jian助之为虐。

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

&rdo;

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有外国无与伦比的&ldo;纲常名教&rdo;有驾驭局势的&ldo;圣明君相&rdo;在上，而外国侵略者则是一些尚未开化的&ldo;夷狄&rdo;。

他们的不法行径虽可&ldo;痛恨&rdo;，但螳臂怎能挡车？他们必然要以失败告终。

他说，&ldo;英夷在江苏滋扰&rdo;，虽曾攻陷镇江一带，并威胁到江宁、扬州等地，&ldo;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rdo;。

他批评其弟一闻&ldo;英夷滋扰&rdo;，便轻信谣言，惶恐不安，乃是无胆无义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