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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技术与人性（第3页）

（就连当时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也承认，Siri的出现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担心有朝一日谷歌的业务会深受影响。

）有了Siri，计算机助手的概念实现了从隐喻层面到实质性内容的飞跃；原本模仿私人助理职能的灰色盒子，变成了听你指令的语音助手，而且随时可用，令人安心。

此外，Siri的出现还正好赶上了新一代人计算机认知的革命。

约在2012年，时任微软搜索业务副总裁的德雷克·康奈尔首次来到中国，虽然时差还没倒过来，可他却注意到中国人拿手机的方式很特别。

他们都把手机高举在面前，就像在用化妆镜一样，而不是像用固定电话听筒那样把手机放在脸的一侧。

这似乎是属于某个地方的怪癖，康奈尔从未见过。

他说：“嗯，确实挺怪的，不过我觉得他们这儿可能就习惯这样吧。”

事实证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方式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喜欢发语音，借助语音识别来发信息，而不是亲手打字。

一定程度上，这样更省事，因为在手机上输入汉字很麻烦。

不过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不光在和人聊天时发语音，他们将语音作为开启数字世界的入口，查找应用程序时，他们靠的是语音识别，而不是点击菜单。

在中国，智能手机是另一回事。

人们对其有不一样的心理模型。

应用程序不太受欢迎，应用商店也没那么重要。

手机的操作系统远不如聊天软件重要，因为通过聊天软件可以进行各种操作。

比如你想买演唱会的门票，打开中国最受欢迎的聊天软件——微信，其每月用户超过10亿，你能找到卖票的黄牛，然后和他聊天。

在聊天对话框中，他会给你发来各种门票及相应票价，供你选择。

你也可以直接从微信预订餐厅或叫出租车。

这样一来，就不需要下载其他应用程序了。

西方用户习惯使用各种手机应用，而中国人将聊天作为切入口，就避免了在各种应用之间来回切换的烦恼，也不用像个手机养的宠物狗一样，这里那里地去寻找各种信息。

这种转变之所以首先在中国出现，开发者认为很好解释，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是在台式电脑的陪伴下长大的。

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和肯尼亚，智能手机用户从小到大，都没有意识通过下拉菜单查找功能，或者通过浏览器上网，中国人也是一样。

中国发展迅速，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人们此类预期不仅没有，而且完全被取代。

康奈尔说：“在美国，人们习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使用手机，这成了发展的障碍。”

要想了解智能手机的功能，聊天软件是最好的途径，因为聊天是新一代数字公民进入手机世界的大门。

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中国老年人问手机：电视上演什么？今天天气怎样？但是，如果问他们互联网是如何运作的，或者怎样在网页浏览器上输入网址，他们可能会耸耸肩说听不懂。

康奈尔想了想，说：“有趣的是，人类出现以来的所作所为是如何一步步催生出这个新时代的呢？”

对于康奈尔这样的人，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带给他们的远远超过了观察的趣味，而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更加友好的手机制造方式。

更确切地说，它似乎有可能是“下一个10亿”

——印度、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智能手机用户的一个缩影，这些用户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他们仍然能通过与手机对话来获取自己所需。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在西方社会，对于桌面、窗口、超链接和网站所蕴含的隐喻，青少年也从未了解。

中国仿佛是一个平行案例，说明了世界其他地区如何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走向成熟，如何摆脱前一个用户友好时代的阴影，不用像前几代人那样在隐喻理解上走弯路。

在新计算模式即将出现之际，科技巨头们纷纷投入巨资，与Siri展开竞争。

微软的探索从所谓的“绿野仙踪”

实验开始：实验中，受试者被告知会同两名助理进行沟通，另一个房间里有人会将助理的回话打在屏幕上展示，然后看受试者的反应。

第一名助理向受试者提出培训请求；另一名助理则只是猜测用户需要什么，然后给出正确的答案。

事实证明，用户对前者的态度要宽容得多，对后者则较为谨慎，即便其给出的建议十分准确。

由此可见，培训会提高人们对助理的信任程度。

但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