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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王世襄1（第3页）

有价值就不难放大，说这些同样是珍贵文化的一部分，也就同样值得研究。

其二，更有必要，是因为比作某经补证难得多，盖治经可以参考旧的，讲明式家具、鸽哨之类，就只能自我作古。

其三，王先生好这些，钻研这些，始于童稚之年，及至拿笔记述，已经是古稀前后，据我的孤陋寡闻所知，如果王先生守“知者不言”

之训，那就这方面的知识真就成为广陵散，说是文化史的大损失总不为过吧。

这样的杞忧可免，因为王先生知就言了，并印成上面所举的多种本本。

我说句狂妄的话，读书不算很少，可是王先生的所讲，我却毫无所知。

惭愧的是还大有兴趣。

也就只好不管惭愧不惭愧，翻开书，读。

重点读了《明式家具研究》和《说葫芦》。

读了，尤其此时写，要说一些好听的，我却为了难。

不是乏善可述，是善太多，造诣太高，苦于“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

但既已拿起笔，也就只好名。

想由（形而下谓之）器而道试试。

其一是由书入手就可以推知内容必丰富。

都是上等纸精印，《说葫芦》一厚本，《明式家具研究》两大本，单说重量，还是推断，林黛玉必两种都拿不动，就是史湘云，也只能试试那本《说葫芦》吧？重，装载必多。

都装了什么？偏重求知的可以重点看讲说。

（恕我偷懒，抄纲目）《明式家具研究》讲了这样几项：一、时代背景和制造地区；二、种类和形式；三、结构；四、装饰；五、用材；六、年代鉴定及改制问题，后附名词术语简释一千多条。

《说葫芦》讲了这样几项：上卷：一、天然葫芦；二、勒扎葫芦；三、范制葫芦；四、火画葫芦；五、押花葫芦；六、针划葫芦；七、刀刻葫芦。

下卷：一、鸣虫种类与所用葫芦；二、畜虫葫芦各部位分述；三、秋山捉蝈蝈；四、育虫与选虫；五、鸣虫之畜养。

两种书都有插图和集中的彩色图版，总数，明式家具是四百多，葫芦是二百多，这样，陶渊明之徒不求甚解的，或早年失学不识之无的，就也可以开卷欣赏一番。

我是识之无兼愿求甚解的，翻阅之后有什么所得或只是感触呢？只能以感触的形式说说所得。

所得过多，只好分项说。

其一，先说个总的印象，是王先生的所治为“绝学”

，所以奇得稀有，高不可及。

谈起为学，自然也是大道多歧，但限于国内，可以总括为三种：一是旧的一套，即所谓国学；二是新的一套，即所谓西学；三是中西合璧，或用西法研究中国老古董，或吟诵李杜之余，也谈莎士比亚，皆是也。

王先生的所治是中国旧有的，可是在国学里几乎没有地位。

说几乎，是因为过去也有名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天工开物》的书，专看名色，王先生的獾狗、蛐蛐可以插入前者，明式家具可以插入后者，那就也成为国学。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盖古人讲草木虫鱼，意在治经，讲器物制法，意在致用；王先生不然，借用世俗的评语，是“研究玩的”

，古人是不想也不敢这样的。

玩的也值得研究吗？这里先说个浅的理由，是人创造以利其生的任何事物都是文化，就都值得研究。

理由还有深而玄远的，想留到后面说。

还是说绝学的“绝”

，原因有小的，是没有人肯写，比如偏旧的王国维，偏新的胡适，治学都涉及门类广泛，能写，他们会扔开甲骨文、《水经注》，改为玩葫芦吗？原因还有大的，是没有人能写。

人两种，一种，能写而没有这方面知识的，数量大；一种，有这方面知识（大多限于某一方面而非全面）而不能写的，数量小，结果就合二为一，没有人写，其内容就成为即将绝灭。

由文化史的角度看，王先生这些著作的深远意义是，使即将绝灭的没有绝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