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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2页）

这种知青的虚假浪漫情怀在九十年代变成了衣锦还乡的故地重游，许多有了点名有了点钱的知青还带着子女进行点忆苦思甜式的教育，但无论怎么抒情、浪漫。

怀念、淳朴，大家都呆在城市中遥想当年，却没人真的去淳朴浪漫一生。

倒是那些在当地结婚生孩子的知青，言谈中透着无尽的无奈。

那么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把一代青年人的机会全部断送掉了。

在城市里四处串连、煽风点火、打打杀杀的红卫兵，变成了大有作为的新一代农民。

但是，知青生活的艰苦、知青回城欲望的强烈，而且涉及到多少个家庭，一种强制性的人口迁徙，却以高尚的口号包装。

唉，就是这么怪诞，他们一回城反倒欣赏起那种老牛炊烟茫茫丛林一望无尽的黑土地了，所有的灾难一笔勾销，在他们笔下变成一种青春理想主义和淳朴田园风光相结合的浪漫情怀，从没有人认真地自省。

张承志就更过分了，九十年代居然高歌红卫兵时代的理想主义，拒绝或抵抗大众文化的物欲横流，他九十年代的东西比起他八十年代的知青作品，少了温情，多了残忍和仇恨，有一种红卫兵时代的暴力倾向，咬牙切齿地撕名片。

其实这年代，地道的港台式的大众文化比起这些自称为精英们的理想主义不知要好多少倍。

我宁看《还珠格格》，也不看《雍正王朝》，宁看琼瑶金庸的消闲，也不看张承志式的仇恨、暴力。

九十年代，精英文化对主流的包装，其恶毒与有害，还甚于大众文化。

两害相权取其轻。

回头再谈这批知青作家，他们抒发了一阵黄土地情怀后，跟着阿城去寻根了，韩少功的《爸、爸、爸》。

王安忆的《小鲍庄》、张伟的《古船》等等，成为一时热点，无非是受《百年孤独》的神神怪怪的影响而已。

寻根派的东西中没有任何他们自己的东西，是硬编出来的。

这些人不掉书袋子，开始掉县志了，写一个地方，都要以县志所记载的东西来证明此地的根就是三皇五帝的发祥地，是这几千年文明渊远流长的正根。

王朔：我刚开始写小说也有这种感觉，用大话、用抒情，我之所以走上口语，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除了大话没有别的话。

尤其当涉及到情感方面时，涉及到一些抽象的想象，要么用成语，要么没话，对这种大话的运用，我本身就有限制，不能像有人那么轻车熟路，运用自如。

而且文革时找们表达感情都是夸张的，我们不知道具体的细微的事物才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只是在对巨大的抽象的事物表达热爱。

这种语富用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其巨大而显得可笑。

老侠：当代作家中，你是纯粹从当代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的极少数之一，而且比较成功。

从当代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当代语言已经被政治强暴得只剩大话和空话了。

但你却用一种民间的近乎油滑的智慧亵渎了这种红色的暴力的语言。

大话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实际情感无关，而我们就只有这种大话。

要么，我们全失语，找不到表达的真实方法，要么，我们就开玩笑，把那些貌似崇高的东西作为笑话讲给别人听。

笑，特别是反讽式的幽默，很容易使庄严的面目在轻松的对话中威严扫地。

在禁忌渗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时，人是不会真正开心一笑的。

严肃、板起面孔、黄土地般的深沉……人们对你的小说感兴趣，与其说是你写了那些痞子，不如说是你那种近于政治笑话、文化笑话的语言，有时在某个特定的场合这种笑话是扎人的，扎得特别狠，而你明知它扎人却还要笑。

王朔：那时我觉得陆文夫的小说文字好看。

前几年我又重看一遍，我发现如果拿掉文革语言，他的小说文字其实很苍白，没法看了。

你所说的刘白羽、杨朔他们在表达感情时的腔调是夸张的，大多数人都这样。

包括张承志的《黑骏马》也有这个问题，表达夸张的情感大家驾轻就熟，甚至可以说有这个传统。

老侠：绝对是传统，看看汉大赋与古代的所有墓志铭以及各类封号，从根上我们就是个大话空话的民族，文革只不过是这传统的登峰造极。

不，我都不敢说文革是登峰造极，因为这传统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说不定哪天它又火了起来，又弄出个比文革还要文革的大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