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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3页）

他没受过这个教育就会倾向于用自我去概括，那你受过这个教育就用洋人去概括，后者在这方面显得方便很多。

当然，我这样对比，并不是贬谁，捧谁，翻译体的文字也可以很好看。

老侠：中国当代作家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的困境。

我们本来可以汲取的语言就非常少，加之白话文的语言实验刚有些成熟的东西就被粗暴的泛政治化语言所割断，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了。

从语言资源的角度讲，古汉语已经死了，古汉语中的白话部分像《红楼梦》、晚清小说、明清小品文已经部分地转化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这种白话文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只剩下不可模仿的鲁迅和可模仿的美文传统，陈独秀郭沫若等人那种张扬的语言完全被以后的泛政治化语言所吸收。

再一种语言就是我俩刚才谈到翻译文体，五四时期或整个民国时期许多作家的成功，得益于这种翻译体。

像曹禺的成名作《雷雨》是模仿奥尼尔的产物，后来最著名的《北京人》是从契河夫的戏剧中获得启示。

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也有果戈里的痕迹。

但对有创造性的作家来说，模仿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实验。

成功的如鲁迅、曹禺等。

王朔：我就看上海的那个什么施存蜇、穆时英等人的小说，那种翻译体的感觉特别重。

他们甚至那个时期就时髦地在行文中加上英文啦。

老侠：行文中夹英文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

王朔：你说国外有没有这种文言与白话之分？

老侠：我就知道英语中有古英文与现代英语之分，但两者之间的差别肯定没有咱们的文言与白话的差别这么大。

如果要语的一以贯之。

中国的白话文革命是因为整体反传统的需要，也因为古汉语的普及率太低，与民间的口语差别太大，老百姓不说文言文。

王朔：要说起来汉语也有几千年了，但到我们，不过才一百多年，从白话文开始，我们的语言，完全是白话文的传统。

老侠：当代中国的文学语言，最深广也最能具有原创性的语言资源在口语中，但是当代口语中有一种特麻烦的东西，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泛政治化，慢慢地，不管是哪儿的口语，都被政治语言强行同化，我想也应该搞白话文革命了。

西方的语言革命是文艺复兴对拉丁文的反叛，但丁就开始抛弃象征罗马天主教权的拉丁文，用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写作，并写了论民族语言的论文《论俗语》。

宗教改革时马丁。

路德用日耳曼的民族语言翻译《圣经》，他对德语的最大贡献就在这里。

那种语言革命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思cháo的一部分。

是欧洲各国对统一的拉丁语的反叛，也是对罗马统一教权的反叛。

没有中国的古汉语言自身固有的那种地方性的民间的感觉了。

这种泛政治化的语言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极力地张扬，这种张扬以空洞的口号式的抒情为外壳，其实，这种铺排（所谓排比句式）很有点汉大赋的遗韵，凡是歌功颂德的语言，皆有这种张扬。

最后变成了一种伪语言，一种朗诵腔。

即不传达说话者个人的任何东西，只传达一种权力操纵下的大概念，连爱这种最私人的词汇，都是指向大东西的。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

泛政治化的语言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暴力性，语言中充满了仇恨与火药味。

类似的充满暴力、血腥的词汇经过文革已经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我们思维的一部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要想把这些咬牙切齿的语言从我们日常的口语中驱逐出去，非得等下一代人彻底被港台的大众文化同化。

当代口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标准的、权威的、播音式的腔调，从延安的新华社就开始，后来就成为一种生活中语言表述的常态，这种腔调是百分之百的权力语言，夏青和葛兰的腔调成为所有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片的标准腔调，一种有控制的朗诵腔，也成为人们在单位在会议上发言的标准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