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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3页）

其实，这种形式只是一种做出来的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这姿态很能迷惑一些人。

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对日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会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时有意回避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不会写出那么多御用的哲学垃圾，不会进入文革时的写作班子。

他自己的哲学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经成圣成神，但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坚守。

而中国人对这类学者极为宽容，如同对那些沉默者的宽容一样。

实际上，这种宽容决非真正的宽容，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相互庇护。

我倒更欣赏宗白华，这位老先生只对艺术有兴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位者。

他最爱干的事是去看好的画展，只要有，他从不会要求学校给派车，自己拎个包，拿着拐杖，挤上公共汽车就去了。

他对中国艺术的特征的感悟是现存的美学家无人能与之相媲美的。

李泽厚的《美学历程》关于中国艺术的议论最精彩的段子，全部来自宗白华，有了宗白华之后，余秋雨还厚脸皮去文化苦旅。

他肯定没看过宗白华的东西，或看了不以为然。

王朔：但学院派对一些骨子里坚守的人却非常苛刻，类似一种懦弱者的同盟，真的墙不敢以头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纸糊的墙。

久而久之，中国知识界的正义感全发泄在绵羊或猪的身上，面对一群蚂蚁的大义凛然和面对一只虎的猥琐下作，也不知道那么多知识都到哪去了，字儿一认得多，人就变得小心眼儿。

他们一开口，上帝就发笑。

老侠：上帝不会盲目地发笑，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的下作连值得发笑的游戏都玩不好。

中国只有读书人，但没有知识分子。

经过近百年的启蒙和开放，仍不及历史上的司马迁和庄子。

这两个人是中国读书人中罕见的清醒者。

王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没什么概念，学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总想找个明白人儿，理出个大概的头绪。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分为民间的、体制内的两路，体制内的又分为学院的和准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还是冲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老侠：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回来就鲜花怒放，当时有一本畅销小说集《重放的鲜花》，全是当年的右派们的成名作，像刘宾雁、王蒙、刘绍棠、从维熙等等。

这批右派作家的顶峰是第四届文代会，这之后，他们不但是作品影响全国，而且也纷纷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力机构中执掌实权。

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刘心武的小说、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

这两批人有共同的特点，都以文字风行于世，又以权力接近高层。

王蒙最后坐到文化部长，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王若水、胡绩伟。

刘宾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级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级。

王朔：这些人是当时的大众文化。

老侠：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贫乏所致。

王朔：那学院派呢？

老侠：学院派也分为几拨。

像李泽厚、刘再复是一类，走的是哲学、美学、理论批判的路数，但刘再复后来当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也成了准官僚。

他们的黄金期以八六年召开的新时期十年讨论会为高峰，那个会上，刘再复、李泽厚被捧为理论教皇了，大会的程序有点儿类似党代会，以学习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为核心，分组座谈，是一次文艺理论界的阅兵式。

后来让一匹黑马给搅了。

包遵信、金观涛等人走的是丛书启蒙的路数。

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观念的主要来源，影响之大，记忆犹新。

后来内部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