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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就说语言也是这种东西。
我觉得甚至这种转化与作品的内容无关,就是一种语言上的自行转化。
那时候的痞话儿转到贺岁中就成了乐儿话。
这个语言本身转化的幅度冲不大,但是就因为对象不同了,它就由刺儿话变成了一种添彩儿的,喜庆的。
取乐的,让你过节时听完高兴的……这本来是给你添堵的话,改在过节说,你就不觉得堵了,你就高兴了。
我现在觉得它没什么,但它肯定或应该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定的票房。
老侠:大众文化要的就是票房,什么能掏出人民兜里的钱化来什么。
王朔:但是这个东西长不了。
现在就能感到威胁它的那个东西正步步逼近。
就是现在的小孩呀,包括北京的小孩儿,已经是一口港台腔了,这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进来了——琼瑶、金庸。
那会儿还谈不上港台语言的普及化,现在不同了,孩子们都迷港台腔。
就说北京的零点乐队吧,他们就管港台文化的到来叫新文化运动,它直接威胁到北京既有的说话方式。
小孩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港台化了。
港台文化才是大众文化的正根,旧中国的那点儿东西,全在它那儿啦!
老侠:就是上海滩的那些。
有个搞流行音乐评论的说,中国通俗歌曲有三个高峰: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周璇,七十年代台湾的邓丽君,八十年代北京的崔健。
我看前两个高峰还能看见,至于崔健,他自己一直对通俗歌曲嗤之以鼻。
他的反叛性只能赢得一时的大众,无法长期讨好大众。
王朔:人家进步得多快呀,随时间走。
而你崔健还在呐喊、吼叫,把嗓子弄劈了刺激得人家睡觉做噩梦。
本来,崔健唱那种旋律优美的歌特好听,顺着最初的路子走,今天就真是第三个高峰了。
但这个小子偏不。
你吼叫,大家只拿听歌当乐看,谁还买你的门票。
老侠:九十年代中期,崔健就意识到这点了。
他的《一无所有》大家都喜欢,一直喜欢。
一九八六年刚出现时,那歌特有震撼力,反抗着、迷惑着的青年人人说我一无所有。
后来都小康了,挣钱了,享乐了,又唱了那么多年,连崔健自己也腻了。
那次在山东,听众齐声高喊让他唱《一无所有》。
崔健故意问:想听什么?下面高喊:一无所有。
崔健居然在台上说:我就他妈的不唱。
他是要保持与大众的距离,尽量把自己跟那些只想取悦大众的歌手划一道界线。
王朔:大众文化的讨厌就在这儿。
崔健的那个《一无所有》本来是一个很原初的东西,没有成心去媚俗,当时的流行也是作为一代人反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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