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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2页）

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感觉像《圣经》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只要这种腔调出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真理。

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

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

在当时，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

当时的寻根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这种俯视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进入了体制内，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

学院派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体制的个体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体户。

其他的如歌星、影星。

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进亚文化体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体制。

王朔：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

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土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的人很少。

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美学。

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

称中国的财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

叶绍光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

还有樊纲、盛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还喜欢上电视作秀。

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

现在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

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能的平等。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

因为自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

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

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论。

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