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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3页）

还有个叫林达的，写了系列的近距离看美国，把美国的理念、制度通过生活常识、具体的案例告诉大家。

老百姓就需要这种常识性的启蒙。

学院派讲大理论的那套，离常识隔一层，很难转化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适他们那时候刚跟文言文决裂，他一定特别强调这个白话文，尽量直白浅显，一点文言都不用。

其实现在的人说话写文章还都带一点文言的痕迹，比如成语、典故的运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觉。

而胡适他的古学根底也不浅，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样，他写诗好像就是大白话，读起来不像诗，像念儿歌。

顺口溜。

老侠：其实当时那些捍卫传统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张君勤等也都找来西方的东西说事儿，当自己立论的根据。

著名的科玄大论战，胡适、丁文江用的是科学主义实验主义，梁漱溟。

张君勤他们用的是柏格森主义直觉主义。

他们就觉得帕格森的那套说辞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心心相印。

你们拿西方的东西否定传统，我们就拿西方的东西肯定传统。

王朔：听你这么说，那现代以来，中国的哲学也好，文学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个根，都能沾点儿蓝色文明的腥味儿。

老侠：但是这种拿来主义，完全是功利的实用的，随着国内的时尚沉浮的。

拿过来过过一时的嘴瘾，风一过，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守着一个东西皓首穷经的。

鲁迅就说，拿来的全是新的，即时的，一会儿一换，像服装展示会上的模特们穿了脱，脱了穿，不重样儿。

五四时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说日本对西方的整理跟咱们也一样么？日本好像有点儿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条路，也跟美国人说不。

老侠：日本人特别叫真儿。

咱们的许多外来术语都是从日本那儿进来的转口贸易。

像哲学、美学等等。

日本人做学问的态度比咱们认真，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学者做的中国文化研究，比咱们扎实得多。

中国人太爱投机取巧了。

许多硕士、博士论文中的引文都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别人引了他就拿来用，不会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读一读，甚至连核对一下出处都懒得做。

什么东西对我的论文有用，还要不费力，就投机取巧地用了。

他们也知道，反正导师们也稀里糊涂的。

王朔：咱们算学者的也有几十万人吧，里面总有几个是正派的吧？

老侠：唉！

现在……难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说，在这里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么正派。

老侠：就是。

你想做人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做人，你不拿自己当人不想做人的时候却混出个体面人的名声，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说正经做人挺累的，挺别扭的。

那些在学问上真一点儿的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老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时尚的宠儿，寂寞无助，连出书都找不到门路。

现在的中国人，离认真的学术、认真的做人太远了。

王朔：西方也有认真与不认真之分吧，我不信他们就个个做人做学问都认真。

老侠：有本法律界非常有影响的名著，叫《法律与革命》，是个美国教授写的，他叫哈罗德·j·伯尔曼，你想不出他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