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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这圈子,不是你想说真话就能说,也不是你知道某些事就能为了说假话而说假话,我必须面对的是:我的书面语言库中没有一句真话,你不用有目地地做假,一说就是假的,而你用这种语言库的语言说真话,听着就跟假的似的。
就在这种时候,你可以说是一种失语状态吧。
要说话,你就非得说假话,你也只会说这种话,但这种话明摆着不是我想的那意思,我要说的事用这种话就说不出来,所以我只能用开玩笑的方式、调侃的方式说,我用这种方式是想让对方知道,我说这些不是真的,别往真的里边想,别那么实在地想。
老侠:你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政治词汇,也有当时时髦的外来同汇,你把文革式的革命词汇和新时期的尼采们放进油滑的北京痞子腔的口语中,于是你的语言颠覆的毁灭性剩下的只是价值废墟。
王朔:其实在我们之中是有那么一种说话方式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空虚很颓废的,我找的这点儿乐儿呢……这种现实调侃多了,以后是有一个全面怀疑。
但那个时候我甚至不敢怀疑。
当然,现在我以为,怀疑就怀疑了,怀疑假的东西不需要什么大智慧,没有的东西一旦看穿了,就是什么也没有。
我一直觉得要是有机会,假如我成一个发稿容易的作家,我就写一个真的。
在这之前我在语言上一直处于摇摆当中。
有的编辑跟我讲,正经小说的语言不认我这样的口语。
现在这种口语在最早时我没弄过,我一直跟着那时的文学观念练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那个文学语言那叫个优美啊,我就是用这种优美写出特寒碜的小说,就是学来的特别优美的学生腔的。
当然幸亏那编辑也是一个正经人,他说你这个语言也不叫东西,他没给我发。
要是他那时候给我发了,我照着走下去,没准就是大陆琼瑶了。
我后来的口语,是因为我没有练出一种文学语言来,无奈之下只好拣自己最熟悉的最顺手的东西用了。
老侠:按照当时的文学观念练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的人,大概早就被废了。
但是余秋雨的那种优美不也很畅销吗?看来,咱中国人还是热爱优美的,这叫痴情不改。
王朔:我的文集中大概还有一篇东西有那种优美的,我自己非常不想收进去,但编辑说你应该收,也把你的寒碜给人瞧瞧。
后来,我就觉得怎么就不能说真话说人话,怎么就非编个故事出来,那种程式化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非常抵触,只是我觉得写起来困难,不顺手。
我后来的写作受到一些具体东西从反面给我的启发。
比如,有一次我看电视,是苏叔阳和舒乙两人做的一个电视节目。
好像是专家们点评小品。
节目的前半部是一个小品,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揣着两只手。
男的戴一无枢的眼镜,扭扭捏捏的那意思就是说爱她,但他就是说不出来,张不开口。
那女的就等着他说,他就是不说。
俩人就那么腻腻歪歪地不走。
最后那女的有点儿急,问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那男的嗯嗯嗯的,那女的说:那我走了。
刚要转身走,俩人就腻一块去了。
这完全是俩人起大腻,就是为了起腻而起腻,讨厌之极。
最给我启示的是,那小品一完,露出苏叔阳和舒乙,一本正经地开始教训观众,他们说:你们看,这就叫中国式的爱情。
他们开始给大家讲,我们中国人的含蓄,这含蓄的美,我们的那种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等等,讲了好大一通。
我当时坐在那儿都看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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