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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3页）

老侠：回头想想，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煽情，就诗情画意的。

《黄土地》、《红高粱》等东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观念所左右，他们要用一个电影概括历史，表现全民族的生命力，所以他们从那时重视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他们对人采取俯视的视角，居高临下。

相比之下看看台湾的候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拍得极为真实流畅，是中国人拍的青春片中最好看的。

人家侯孝贤对人的关心是一种切近的具体的平等的，真正把人放在镜头前拍。

而陈凯歌。

张艺谋则是用外国的电影技巧包装虚假的浪漫情怀，我称之为黄土地的浪漫情怀、红高粱地的浪漫情怀，他们那个时候就在用浓烈的抒情手法撤弥天大谎。

外国人来中国，大都要去看那个老古董长城，张艺谋就用电影建一座中国人的精神长城。

长城是什么？有什么伟大的智慧可言，不就是帝王们为了睡个好觉，做完春梦，利用权力驱赶着羊群般的人进行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吗？毫无智慧可言、倒是透出恐惧、愚蠢和残忍，不惜人力，不在乎生命，修死多少人他不管，只是往高往长了修。

又有什么用？满族的那么点儿人不照样踏破山海关长驱直入，征服了偌大的汉民族吗？再说，这个长城与当代中国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

陈凯歌在看了50年国庆大典后接受中央台采访，说一通爱国主义的言辞，与他拍tv是完全一致的，也与张艺谋一边拍片子一边建所希望小学是一致的，他们本身就是大牌坊了。

王朔：我觉得陈凯歌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在坚持自己的趣味，当然是在那种吻合条件下，那张艺谋呢？我倒觉得，他好像一直有一些，你可以说是天生的也好，他是一直能赶上cháo走的人，这一大浪来了，这种弄cháo儿天生具有的能力，手把红旗旗不湿那种。

所以，每次cháo来，他都有把自己变成意识形态而又是在拍片子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

现在是玩真善美的时候，当然玩真善美可能玩得不好看，也可以玩得很好看，他就是这个。

所以，有人说他追求真善美，他自己也这么讲，他本质上是追求真善美的，他拍的片子，反映着他的本质，就是个形为意用。

那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没什么东西，真善美谁不会追求哇，拎出一个都会说我也追求真善美。

所以，他花活玩不下去了，正好，他的本质与你的政策要求合到一起了，他的本质一亮，就是这么一个片子，《一个也不能少》，而且是一个告诉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

老侠：张艺谋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之所以风头压过其他第五代，就是他知道什么可以流行。

他的片子实际上一点也不先锋，抛开他片子中建造虚假精神长城的大观念不说，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极为通俗，这就是他死盯住性，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胜的性。

《红高粱》是野合，《ju豆》是乱伦，《大红灯笼》是妻妾成群，他想用影像夸大张扬中国人的生命力一样地夸大、张扬性的作用。

用浓墨重彩的电影技巧包装那点可怜的硬造出来的性高xdxcháo。

他的硬件全是流行色情小说的主题。

到了咱爹咱妈又变成爱情的流行曲。

而陈凯歌在实验电影上走入绝境，《边走边唱》彻底失败，在国际电影节上弄了个金闹钟奖，即最乏味的电影。

于是他也不得不转向通俗转向大众转向主流，他曾说张艺谋走的是好莱坞主流电影的路子，而他是异端电影，永远不会迎合主流。

但他坚持不住了，于是有了《霸王别姬》，他的硬件更打人，同性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影中。

名演员，阵容强大。

我听人说了这片子棒，还获了戛纳奖，就去看了，但没看完，看不下去，一切都那么虚假，巩俐和张丰毅在影片中做爱的镜头就更虚假。

他的这个劲，走到《刺秦》的弘扬一点儿也不奇怪。

他不会像壮壮那样，在坚持中宁愿寂寞，他一定要一条路走不通，就去转身迎合市场迎合主流，为自己重新立腕儿。

王朔：那我还觉得陈凯歌有点儿自己的东西。

张艺谋最近的片子，我特别受不了的是什么？是《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向社会灌输的一种观念，我认为对中国人特别有害：你只要努力，就能收获，一分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有志者事定成！

他似乎以为别人都在变换立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样，坚持！

那我就要问，坚持的是什么？就是你不断赶着cháo头在那儿干！

你不让我这么干，我就那么干，拣你喜欢的干，反正我就要在这儿。

我就要挖，任谁也拉不住我下地，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