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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拥蒋与反蒋把兄弟殊死搏杀（第2页）

几乎与此同时，有杀手抛出烟幕弹，整个站台瞬间烟雾弥漫。

这是杀手为安全撤离放出的烟幕弹，他们以为刺杀目标宋子文已经被击毙，于是迅速撤离，宋子文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连续发生的两起暗杀，矛头直指蒋介石集团，直接刺蒋失败后实施刺宋，使蒋介石极为震惊与震怒。

而当局久未破案，令蒋、宋等人寝食难安。

1932年4月特务处正式成立不久，戴笠奉命接手两案，很快查出，两起案件均由王亚樵幕后策划与组织实施；王亚樵此举，与“西南派”

密切相关。

早在1931年年初，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

，2月28日，蒋介石一怒之下囚禁胡汉民。

为此，西南派派人携26万元巨款到上海，找到王亚樵，想借王亚樵的“斧头党”

，暗杀蒋介石。

随后，王亚樵对蒋介石组织了多起暗杀行动，均未得以顺利实施。

直到庐山刺蒋失败，蒋介石加强了戒备，王亚樵更是难寻下手机会，只好退而求其次，遵照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

的方针，改刺宋子文，却错杀了宋子文的机要秘书。

当时戴笠的密查组（十人团）尚未成立，戴笠身边除了贾金南一名勤务兵外，无正式特工人员，虽查出两案来龙去脉，却苦于势单力薄，一时抓不到证据。

考虑到与王亚樵是结拜兄弟，戴笠也想将王亚樵从“西南派”

阵营中拉过来，因而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向蒋介石举荐王亚樵，但蒋介石说：

“这个人招摇，不能用。”

后来戴笠多次警示属下不要“招摇”

。

他对招摇的解释是：

“凡是好名好胜，不实在，不守本分，外表弄得很大，内容却很空虚，侈言标榜，而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些都是招摇。

假特务工作之名，而以特务工作掩饰一切，也是招摇……非常时期的工作，切不可用流氓，就是因为流氓行为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

然而，1932年4月发生的一场爆炸案，改变了蒋介石对王亚樵的态度。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

——日本天皇诞辰之日，这天上午，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组织日军与日侨举行“祝捷大会”

，地点在上海日租界虹口公园。

白川大将亲任大会主持人，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侨民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军政要员皆在检阅台前排就座。

就在祝捷大会进入高潮的时候，一枚水壶炸弹飞向检阅台，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检阅台上血肉横飞，哀号一片。

白川大将当即倒在血泊中，随后被送往医院，三天后不治身亡；

河端贞次、岗村洋勇等当场毙命；

重光葵、植田中将大腿被炸断；

野村中将眼球被炸飞……

整个检阅台上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其中，白川义则是抗战期间被击毙的日军最高长官。

爆炸案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朝野为之惊骇，南京国民政府更是为之震惊，同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由于实施爆炸的“韩人爱国团”

成员尹奉吉当场被捕，承担了全部责任，表面看来，这起由韩国人实施的爆炸案与中国无关。

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