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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区长叛变沪一区沦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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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shg.tw）”

！

陈恭澍力阻下属受训

1941年的上海，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元月上旬，伪中央储备银行正式成立，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

戴笠对沦陷区财经、金融历来非常敏感，早在陈恭澍任天津站长时，就曾下达对华北伪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兼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的制裁令，可惜陈恭澍未能达成任务。

1939年由孙大成领导的天津抗团，终于将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击毙。

此次伪中储行在酝酿前期，戴笠即令沪一区除积极布线制裁周佛海外，对伪中储行高级人员亦一并予以制裁。

嗣后，局本部连续数次敦促沪一区，督促所属各行动大队，对即将出现的伪中储行给予破坏性打击。

结果，各行动大队所制裁的，既非伪中储行的高级人员，更非周佛海那样的大汉奸，而是伪中储行的中级人员甚至一般银行职员。

陈恭澍则辩称：“这是由于对该项工作的基本认识不够充分，以及缺乏上层社会关系所致。”

其实，陈恭澍为了个人安全，与各大队负责人甚至都不曾谋面，更遑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与布置。

结果可想而知，伪中储行的中下层人员死了再换，对伪中储行运营毫发无损；伪特工总部的反扑却如狼似虎，他们将矛头对准国民政府所属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以及其他发行法币的银行职员，对他们大肆枪杀、绑架，制造多起血案，最终戴笠不得不下令收手，以牺牲大批银行职员性命而告终。

与此同时，汪伪特工总部所属第一处与上海日本宪兵队所属特高课相配合，对沪一区乃至国民党在上海的所有潜伏人员展开了地毯式搜查与逮捕。

正值风声渐紧之际，1941年3月，局本部的一封调令不期而至，电令曰：

“查区助理书记刘原深同志，系临澧优秀生，在沪工作三年来，表现优异。

兹特经本局保送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俾予深造。

文到希即转饬该员务于六月底前，径赴成都军校校本部报到，幸勿迟延，并将启程日期报备为要。”

中央军校即原来的黄埔军校，1928年迁往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战爆发后迁到成都。

高等教育班，不仅仅是为入学者增加一份军校学历，更是他们晋升的阶梯。

对时年24岁的刘原深来说，自然是难得的好机会。

只是陈恭澍有些搞不懂，戴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将刘原深调走。

军统局本部对外勤人员的工作考核，是职务升迁的一项重要依据。

刘原深作为区助理书记，主管行动业务，虽工作勤勉，处事干练，深得区长陈恭澍与区书记齐庆斌赞赏，但毕竟是在区机关上班，也就是外勤单位的内勤人员，不像行动人员那样有机会操戈锄奸，一炮打响便会受到局本部与戴笠本人的关注。

所以在陈恭澍并未给刘原深“报功”

亦未对局本部人事部门及戴笠本人推荐的情况下，突然毫无征兆地给这个从临训班毕业来上海仅三年的年轻人来了调令，这到底为什么？

既然做的是助理书记的工作，刘原深也就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份电报，虽然感到意外，转念一想很快就明白了。

刘原深在局本部仅仅认识三个人，有两人是管人事的李肖白和周康，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另一人就是戴笠。

刘原深是山东人，生于1917年，1938年9月毕业于军统临澧班。

在毕业生组成的赴武汉参加“反资敌大破坏”

的“实习团”

中，刘原深是五名“实习委员”

之一。

戴笠对军统各种训练班的重视程度，不亚于蒋介石之于黄埔军校，都要亲自担任班主任并时常进行考察，亲自主持毕业典礼，对刘原深这样毕业成绩名列优等的学生了如指掌，自然列入重点培养对象。

“实习团”

抵达武汉在汉口旧日租界一所小学内住下的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军统的特殊作用，中午便留下来和这些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

以后每逢星期一早晨，戴笠必到“实习团”

主持纪念周，结束后便分别召见一些学生骨干，了解实习及生活起居等情况，刘原深总在被召见之列。

实习结束后，刘原深奉派带领17名同学赴沪参加工作，临行时正好是长沙大火即将烧起来的那天晚上，戴笠在宝南街岳云中学召见刘原深和17名同学，在送他们上火车的时候，大火已经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