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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据丘琮追忆，作为晚清著名诗人的丘逢甲，并不希望子孙沉湎于诗文，而是将建功立业放在第一位：诗亦为抒写胸怀陶冶性灵之文艺耳，无关大旨。

大丈夫当建业立名，为国为民牺牲，不可但图自了也。

同样否定&ldo;但图自了&rdo;，丘逢甲之迥异于时贤，在于其明确意识到&ldo;办学&rdo;也是头等功业，也需要&ldo;为国为民牺牲&rdo;的心志与能力。

以&ldo;社会&rdo;而非&ldo;朝廷&rdo;作为献身的目标，这与前面提及的&ldo;乡土情怀&rdo;不无关系。

在&ldo;服务桑梓&rdo;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ldo;民间意识&rdo;，摆脱传统的以&ldo;庙堂&rdo;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此乃近代中国另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丘逢甲之选择远离权力中心的独立兴学之路，与其秉承&ldo;家教&rdo;，故&ldo;和平忠厚，笃信程朱之学，一以躬行实践为主&rdo;，出而任事则&ldo;坚苦能耐，毅然不避艰险&rdo;[28]，大有关系。

但将其放在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丘的思路虽非&ldo;主流&rdo;，但并不孤立，起码章太炎、严复、黄遵宪等都有类似的设想。

相对而言，章、严、黄等的立说更为时贤以及后人所关注，丘则不太为人注目。

为什么?这里牵涉到岭东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征。

当然，还有近代岭东之文与学在整个中国文化布局中的地位。

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作为晚清有数的大诗人，丘逢甲的&ldo;立言&rdo;，颇为时贤及后人所珍重。

但这并非其主要志愿，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胸有大志的骚人墨客一样，丘氏也有&ldo;立功&rdo;与&ldo;立德&rdo;的自我期待。

《重晤梁辑五光禄话旧》中关于&ldo;咏诗&rdo;的歌吟，看似自我表彰，实则隐含着牢骚与不满：风雅都从变后奇，古来词客惯哀时。

可怜倒海倾河泪，独立苍茫但咏诗。

对于&ldo;穷而后工&rdo;的诗人来说，晚清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固然为其驰骋想象、抒发情怀提供了极好的时空;可于风云变幻之际，只能&ldo;独立苍茫但咏诗&rdo;，其实也是&ldo;不得已而为之&rdo;。

单凭&ldo;不以诗人自限&rdo;，其实不足以显示丘氏的特色。

说白了，此乃千古文人&ldo;永远的遗憾&rdo;。

问题是，倘若天遂人愿，诗人又能何为?这一追问，方才凸显丘逢甲的眼光与胆识。

按照常人的思路，所谓&ldo;得志&rdo;，不外获得朝廷重用，身居高位因而&ldo;大展宏图&rdo;。

这种&ldo;入世情怀&rdo;，不管搀杂多少个人权力以及金钱的欲望，还是习惯性地被作为&ldo;济世雄心&rdo;来表彰。

而丘逢甲则明显摒弃此&ldo;公私兼顾&rdo;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