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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并非对考据有特殊兴趣的丘先生，竟对潮州的历史文献表现出如此兴趣与热情，这才是我所格外关注的。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2）

1908年，时任广府中学堂监督的丘逢甲，吟诗作赋时，既有&ldo;相逢欲洒青衫泪，已割蓬莱十四年&rdo;（《席上作》）的悲愤，也有&ldo;但解此心安处好，此间原乐未应愁&rdo;的悠闲‐‐后者的题目，尤其值得玩味:《归粤十四年矣，爱其风土人物，将长为乡人，诗以志之》。

这两种似乎互相矛盾的自我表白，我以为都是真实的。

只不过后人为了突出其因忧国忧民而&ldo;凄凄惶惶&rdo;，相对忽略了同样必不可少的自我心理调适。

东坡居士的&ldo;此心安处是吾乡&rdo;（《定风波》），常被解读者化简为&ldo;随遇而安&rdo;。

按照丘氏的思路，必须是&ldo;爱其风土人物&rdo;，方才可能&ldo;此心安处&rdo;;如此&ldo;长为乡人&rdo;，也方才可能体会&ldo;此间原乐未应愁&rdo;。

只可惜&ldo;归粤十四年&rdo;以及&ldo;将长为乡人&rdo;的说法，稍嫌笼统;大概与其时诗人已在省城广州立足，故不愿将视野局限于潮州有关。

在我看来，完成由&ldo;客愁&rdo;到&ldo;心安&rdo;的转折，关键在&ldo;归籍海阳&rdo;以及无数次的&ldo;居潮而言潮，稽古为悠然&rdo;（《说潮》）。

丘氏对于台湾的怀念‐‐尤其是发为诗文，确实十分动人。

可既然内渡，就不应满足于只是&ldo;新亭对泣&rdo;，必须找到新的生活方向。

在这里，能否&ldo;心安&rdo;，至关重要。

不只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而且热爱奉旨归籍的潮州;不只担任《台湾通志》&ldo;负责采访乡土故实&rdo;的采访师[4]，而且&ldo;越俎代庖&rdo;为潮人考据起&ldo;和平里三字碑&rdo;来历;不只撰写《台湾竹枝词》，而且赋诗《说潮》，如此浓厚的&ldo;乡土情怀&rdo;，与其人生理想融合为一，在晚清的思想文化界颇具特色。

1909年，移居广州的丘逢甲有《题张生所编东莞英雄遗集》之作，将英雄济世的宏大志向与流连风物的乡土情怀合而为一，相当引人注目：

我爱英雄尤爱乡，英雄况并能文章!

手持乡土英雄史，倚剑长歌南斗旁。

乡土情怀，古已有之;到了清人，更由于考据技巧及辑佚方法的成熟，延伸为热心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而在辑佚中突出&ldo;英雄&rdo;之&ldo;遗集&rdo;，则诗人的乡土情怀，自然是柔中带刚。

回过头来拜读丘逢甲关于潮州的诗文，不难发现其基本特征：少&ldo;风情&rdo;而多&ldo;史事&rdo;与&ldo;人物&rdo;。

《说潮》等诗，其实也是一种&ldo;乡土英雄史&rdo;。

将&ldo;英雄&rdo;与&ldo;乡土&rdo;相提并论，使得丘氏的&ldo;爱其风土人物&rdo;以及&ldo;但解此心安处好，此间原乐未应愁&rdo;，不能自动推导出&ldo;山水闲适&rdo;与&ldo;乡间隐逸&rdo;，而是明显带有入世的意味。